當前國內通脹預期已經形成，推動貨幣政策轉向已是必不可少。一些專家提出，由于本輪通脹預期是流動性、成本性、輸入性等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光靠貨幣政策難以解決全部問題，應從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貿易政策三方面推進，盡快制定有效措施，果斷阻隔通脹蔓延。
當前國內通脹預期已經形成
CPI最好能控制在4%多一點或5%之內，否則可能會激化全社會的通脹預期。
“2011年上半年的物價調控壓力是比較大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說，考慮到去年CPI走的是快速上揚態勢，年初的低基數將對今年上半年的CPI同比漲幅產生影響，一旦出現氣候或其他漲價因素，個別月份CPI同比漲幅很容易達到5%，甚至接近6%，形成較強的政策調整壓力。
巴曙松說，全年物價走勢能否走出“前高后低”走勢，仍然存在一些不確定性因素。一要看國際資源價格上漲的持續性，2011年如果美國等發達經濟體走強，那么將增大對國際資源品的需求，我國面臨的輸入性通脹壓力相應會增大。二是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如果管理不當，有可能在特定時間窗口使經濟呈現從快速增長到階段性的偏熱傾向，從而可能帶來物價上行壓力。
“現在該是‘盛宴之前撤酒杯’的時候了。”銀河證券研究部董事總經理左小蕾的觀點獲得了多位專家認同。他們分析認為，當前國內通脹預期已經形成，但物價漲幅應該還是國民經濟可以承受的。預計2011年我國CPI漲幅應在4%到4.5%，高的話應不會超過2007年、2008年的物價高點。關鍵在于決策層應盡快采取有效措施，使物價不致超出可控范圍。
左小蕾說，CPI最好能控制在4%多一點或5%之內。推高零點幾個百分點，可能在部分商品價格上反差并不明顯。但是經一些渠道渲染后，會激化全社會的通脹預期，從而加劇商品的炒作甚至囤積現象，而一定時間或空間內的供求失衡，又會對整體物價上漲形成推波助瀾之勢。
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說，如果投資者老老實實辦企業、賺錢、存款，最后拿到的一直是負利息，以后還會有人安心做企業、做產品嗎？當前的物價問題不僅關系到居民的衣食住行，也關系到整個民族的創新動力與發展后勁。
每斤5元人民幣出售“伊拉克蜜棗”
貨幣寬松和工資上漲一旦形成循環就很難收斂，因此當前收緊貨幣非常重要。
去年四季度國家發改委等部門緊急出臺一系列穩定物價措施后，不少商品價格在短時間內出現了企穩或回調跡象。一些專家提出，采取行政手段控制物價在某一時期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應通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貿易政策的調整，改善社會的經濟、貿易和投資消費結構，控制通脹預期愈演愈烈。
周其仁援引上世紀60年代“伊拉克蜜棗”的故事反證某些領域“限購”的欠科學性。當時國家為治理通脹，在1962年前后往國內市場推出以每斤5元人民幣出售的“伊拉克蜜棗”，那時的5塊錢差不多是城鎮職工平均月薪的十分之一，可以敞開供應，結果真把市場上多余的貨幣收回去了。這說明為有效應對通脹，政府不但不能實施全面的價格管制與市場干預，而且要主動網開一面，選出幾個商品和市場，讓價格機制發揮更大的作用。
中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說，中央及時把貨幣政策由“適度寬松”轉為“穩健”是非常理智的。貨幣寬松和工資上漲一旦形成循環就很難收斂，因此當前收緊貨幣非常重要，這是打斷循環的必須。當前的貨幣政策不僅要“穩健”，而且應該是“中性偏緊”。
中國建設銀行研究部總經理郭世坤認為，解決通脹問題不只是貨幣政策的事情，還要運用財政政策等綜合性措施。對于負利率問題，政府可以選擇對低收入家庭加大價格補貼力度，在可能的情況下，可以按受通脹影響程度對社會群體進行分類，相應采取補助措施，使全社會對于通貨膨脹的容忍度適當提高。
周其仁提出，多年的出口順差和央行被動發放基礎貨幣是流動性過剩的“癥結”所在，要控制通脹預期，必須調整我國的貿易政策，要出臺能降低關稅、改善服務、降低交易費用的有效措施，加大進口力度，平衡國際收支。
周其仁說，去年以來，我國居民的海外代購、境外直購流行了起來，這其實是真實匯率(即名義匯率+通脹率)升值的后果。相關部門對這些代購、直購嚴格征稅雖然有助于維系不同貿易通道之間的稅負公平，但更可取的做法，應該是審時度勢，適度減少進口稅費和提供進口服務便利。這對外有助于平息貿易保護主義指責，對內能增加商品和勞務的供給，抑制通脹。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張健華、貨幣政策司副司長金中夏等人提出，以前規定國內企業必須結匯才能享受退稅，現在政府是鼓勵出口企業把外匯留在境外的，但由于人民幣升值預期等原因，企業和商業銀行都不愿意持有外匯。加上大量出口順差，現在進來的外匯量太大了，所以平衡進出口已是當務之急，應抓緊研究下調關稅等進口推動措施。
治理通脹并不等于治理物價
治理通脹并不等于就是治理物價，而是治理貨幣。
從經濟學上來說，通貨膨脹是一種貨幣現象。專家提出，當前貨幣問題上的一些“亂像”，如基礎貨幣超發、銀行放貸沖動、幣值不穩定等，最終解決途徑應是推進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國際化等深層次改革。
中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說，國內銀行業為什么要依賴“吃利差”，為什么放貸沖動強烈，是因為沒有一個市場化的利率，存款多了壓力大。我國早就提出了要素市場化目標，但利率、匯率至今沒有實現這一目標。調節貨幣政策也應盡量多用市場化途徑，當務之急是要讓老百姓的存款利息“由負轉正”。
曹遠征認為，匯率的問題也是一樣的，要在國際上形成穩定的幣值，只有通過市場來決定，所以應加快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重要標志是第三國使用，可以鼓勵東南亞、南美一些國家到香港借人民幣，從中國進口機械、設備、勞務，讓人民幣進入對方資產負債表，成為計價、結算、儲備工具。這既是為全球經濟再平衡做貢獻，也有助于健全人民幣進出通道，緩解國內通脹問題。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金融研究室主任曹紅輝說，現在國內的資本項目管制太多，如居民購買外匯規定不能超過5萬美元，辦理程序還很麻煩，客觀上助長了居民手中的人民幣和國家外匯儲備“兩頭閑置”的局面，應該放寬居民對外投資的渠道，鼓勵居民購匯和使用外匯。
周其仁認為，當前我國貨幣超發的核心問題就是匯率收儲方式問題，即央行發放基礎貨幣收購外匯。建議用國企上繳利潤、土地出讓金收入等設立財政性匯率調控基金，把那些已在市場上流通的人民幣收集起來用于購匯，這樣既能保持匯率穩定，又不影響國內幣值穩定。
他說，通貨膨脹的表現形式是物價上漲，但治理通脹并不等于就是治理物價，而是治理貨幣。吸納貨幣最直觀也是最根本的途徑還在于啟動投資與消費，應下決心把政府和國有企業掌握的一些社會性資源向民間開放，進一步開放民辦教育、民營醫療，而不是把進入鋼鐵業和煤炭業的民間資本趕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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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融危機時期：國際貿易的制度風險依然明顯
日前發布的《2011年國際貿易國別風險報告》對全球各主要地區、主要經濟體的貿易和投資市場風險狀況作出全面梳理。報告提出，盡管全球市場的復蘇勢頭超出預期，但其中仍存在一些突出的風險。
作為中國企業“出海”的首選，亞洲市場的不確定因素仍不可忽視。在歐盟市場發展趨緩，但俄羅斯國際化步伐加快將有利于中國企業拓展歐洲市場。美洲市場潛力巨大，中國企業在與美洲其他國家開展經貿往來時，則應特別注意處理好與美國市場的關系。作為中國的外貿重點，2010年中非經貿關系發展勢頭良好，但受非洲政治、天氣等因素影響，2011年中非經貿關系面臨的不確定因素有所增加，中國企業在該地區開展經貿活動的風險有所上升。
政策環境方面，金融危機后的制度風險依然明顯。中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面臨的惡劣制度與政策環境并未從根本上得到改變。盡管世界經濟出現復蘇勢頭，但經濟運行過程中仍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消費需求尚不足以支撐世界經濟的全面復興。而且，就業市場低迷不僅直接影響個人消費，也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歐美國家的保護主義行為。為緩解就業壓力，美、歐等經濟體先后出臺了“獎出限入”措施，實施“再工業化”，鼓勵產業回流。同時，歐美經濟體利用本幣貶值手段提振經濟、促進出口，對人民幣升值形成了較大壓力，中國企業面臨的匯兌風險和競爭壓力都在增大。從WTO的大框架看，近年來針對中國出口產品的關稅壁壘逐步弱化，但其他貿易壁壘卻更趨嚴重，其中尤其突出的是貿易救濟措施和技術壁壘。
《2011年國際貿易國別風險報告》是由《中國海關》雜志邀請商務部對外投資合作國別(地區)指南編制辦公室、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中國經濟外交年鑒》等機構的專家共同編制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