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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水利水電建設集團公司的工程人員在肯尼亞內羅畢錫卡高速路上施工。新華社記者 趙穎全/攝 |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調查中了解到，我國“走出去”戰略實施以來，并沒有關于海外投資的統一法律保障體系，金融咨詢、投行、評級等中介配套服務機制也沒有相應跟上，而企業自身在海外投資過程中缺少戰略思維規劃，往往采取各種急功近利的短視投資行為，導致企業“走出去”后面臨多重風險。 隨著近年來海外經濟利益持續拓展，我國已從資產被收購方逐漸轉為資產收購方，對外投資額年均增幅在70％以上。一些“走出去”的企業對投資項目缺少長期跟蹤和遠景規劃，加上配套措施沒有及時跟上，極易受政策波動影響，同時，不適應當地法律文化環境等弊端開始顯露。
半數以上海外并購交易未達到增值底線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幅已高達70％以上，我國企業正從以往擔當資產被收購角色逐漸變成資產收購方。2010年上半年，中國作為收購方的并購交易額排在美國之后居全球第二位。
商務部公布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目前已在全球177個國家、地區設立境外直接投資企業1.3萬家，對外投資累計凈額（存量）達到2457.5億美元。中國社科院日前公布的《世界經濟黃皮書》也表明，2003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只有28億美元，如今已達400多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幅已高達70％以上，我國企業正從以往擔當資產被收購角色逐漸變成資產收購方。
在2010年上半年，中國作為收購方的并購交易額排在美國之后居全球第二位。知名咨詢機構埃森哲在2010年底公布的一份報告顯示，2008年1月至2010年6月這兩年半時間里，共計120起中國企業海外并購案例涉及總金額超過6000億元人民幣。
從被并購方變成資產并購方的轉變，使得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風險同時暴露。上海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利益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汪段泳表示，我國目前的對外直接投資水平與國民經濟發展水平不相匹配。整體上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我國經濟構成中所占份額仍十分有限：2009年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相當于出口額的3.98％，在我國ＧＤＰ中所占比重保持為0.97％；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在ＧＤＰ中所占比重為4.06％。而在2007年，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和存量在ＧＤＰ中就已分別達到2.03％和16.80％，發達國家所占比重更是分別高達4.71％和35.07％。
武漢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苗迎春說，從某種程度上講，海外經濟利益已經上升為中國的核心經濟利益。然而，我國對外投資的絕對投資收益與目前最大的國際投資國美國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海外資產的盈利水平較低，甚至出現虧損。2008年，我國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活躍，流量較上年增長7.4倍，當期利潤再投資所占比重較上年卻下降了19.2％；2009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為565億美元，而美國則為2480億美元。研究顯示，半數以上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交易未取得成功，無法達到增值底線。
投資過度集中加大海外投資難度
一直以來，我國海外直接投資在能源、礦產等少數幾個行業的集中度過高，并以大額的并購交易為主要投資方式，在地理方向上也過于集中。有關專家認為，這些過度集中、大額標的的投資易引起東道國的緊張與警惕，這造成我國的海外投資常常承受與其國際份額不相稱的過度風險，加大我國海外投資難度。
據不完全統計，2008年至2009年間，以中國企業為買方的跨國并購，目標領域為能源產業的有13宗，交易金額277.54億美元，占1億美元以上并購案交易總額的48.6％；礦業15宗，交易金額262.34億美元，占交易總額的45.9％。
這些過度集中、大額標的的投資易引起東道國的緊張與警惕，加大我國海外投資難度。例如，2008年初，中鋁斥資140億美元收購力拓股份前后，澳大利亞政府就逐漸加強了對外國投資的審查力度。2009年，該國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表示，外資對澳主要礦業公司的投資比例將有可能被限制在15％以內，對澳方新礦業項目的投資比例也要低于50％。
汪段泳說，這一規定被普遍認為是明顯針對中國投資的。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特別是并購以大型國企、央企為主力，優勢固然突出，但問題不是沒有。無論何種企業，其在國境內外的任何經營行為都應該體現資本擴張的本性，但中國企業的跨國并購卻經常被認為背后體現的是中國政府的意志。
一直以來，我國海外直接投資在能源、礦產等少數幾個行業的集中度過高，并以大額的并購交易為主要投資方式，在地理方向上也過于集中。有關專家認為，這些過度集中、大額標的的投資易引起東道國的緊張與警惕，這造成我國的海外投資常常承受與其國際份額不相稱的過度風險，加大我國海外投資難度。
湖北省商務廳對外貿易處負責人艾力認為，過度依賴于進口資源將對我國經濟自身造成傷害，而便利獲得進口資源也將弱化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動力，固化落后的經濟增長模式和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從目前跡象看，今后一段時期內，我國海外投資的主要領域仍將是能源、原材料等領域，這意味著東道國對我國投資的疑慮與摩擦不會很快消除。
高位進場埋下投資隱患
國際投資銀行往往采用這樣的操作模式：在購買我國金融股權前，國外投資銀行往往先大肆唱空中資銀行和中國股市，同時利用資訊評級機構壓低我國企業評級；然后利用國內企業急于脫困的心理，以較低的代價、較佳的時機獲得中資機構的股權。
當前，我國企業往往在高價位進入國際市場，買到“天價”，或者冒險進入風險極高而自己又不熟悉的投資領域“買的時候不知道有多貴，賣的時候不知道有多便宜”的現象常有發生。究其原因，是在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同時，配套的投資咨詢、評級等配套機制沒有跟上，而國內又缺乏相關的國際投資顧問服務、法律咨詢服務。
北京君投資本管理中心首席投資官彭俊明介紹說，國際投資銀行往往采用這樣的操作模式：在購買我國金融股權前，國外投資銀行往往先大肆唱空中資銀行和中國股市，同時利用資訊評級機構壓低我國企業評級；然后利用國內企業急于脫困的心理，以較低的代價、較佳的時機獲得中資機構的股權。這一操作模式的成功相當程度上歸功于其入股前貶低的輿論準備和隨后上市承銷的定價壟斷。
而我國企業對國外投行設計的金融產品以及衍生品卻研究不足，在進行套期保值管理時，很難判斷標的資產價格的未來走勢，缺乏國際金融投資分析經驗和衍生產品風險管理和定價能力。在進行國際投資時，只能過度依賴評級公司的信用評級和國外投行的研究報告，以致被套牢于結構化衍生產品。
浙江一家服裝企業的負責人介紹說，現在中國很多企業走出去的意向很強烈，但是缺乏對當地國家的了解，顯得不知所措。而中介服務機構正是要為他們提供相關信息。好的中介服務機構應該要成為一個綜合性的機構，能熟悉各個國家的國情特點、法律法規、投資政策及行業發展情況等，能為企業提供一切相關的信息，使企業有全面的了解。同時，中介服務機構還可以盡可能地為企業提供當地國家的人脈資源，使企業減輕投資風險。
造成海外資產盈利能力較弱的原因有很多，匯率風險、政治風險、安全風險等多重因素均制約我國企業“走出去”步伐。特別是在人民幣持續升值和美元走軟的背景下，不少企業面臨的匯兌風險也越來越突出。彭俊明舉例說，2008年12月初，中信泰富披露在過去兩年中分別與花旗集團、美洲銀行、摩根斯坦利和德意志銀行等13家金融機構共簽下24款外匯累計期權合約，因澳元兌美元大幅下跌導致其澳元累計認購期權合約損失約180億港元。
此外，對當地法律規范不了解也可能導致簽訂很多項目時對成本估計不足。中信泰富在澳大利亞投資的磁鐵礦項目，最初的投資計劃是42億美元，但現在對外公開的投資預算已經增加到52億美元了，主要就是由于澳大利亞政府不允許中信泰富引進我國勞工，導致人力成本大增。
“抄底”心態泛濫我海外投資須防急功近利
“并購之前，資金并不是最重要的考慮因素；并購之后，中國企業除了錢卻似乎很難拿出更有價值的東西。”
國際化經營管理能力嚴重不足
不少企業對并購整合的理解還停留在買設備、買廠房、買技術的階段。
上海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利益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汪段泳說，我國不少企業對并購整合的理解還停留在買設備、買廠房、買技術的階段，特別是在當前金融危機背景下，“抄底”心態泛濫。
“并購之前，資金并不是最重要的考慮因素；并購之后，中國企業除了錢卻似乎很難拿出更有價值的東西。”汪段泳說，這說明中國企業對外投資能力存在較大缺陷。對于企業而言，實施跨國并購也不僅僅只是把規模做大，還在于優化資源結構的同時，優化產業結構、技術結構以及市場結構，這才是跨國并購的終極目的。
他還認為，當前中國“走出去”的企業，突出問題表現在國際化經營管理嚴重能力不足，特別是在組織文化整合和人力資本整合方面，中國企業與國際行業領先者相比都存在較大的差距。這種差距的客觀存在使得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需要付出更大努力，也需要承擔更大風險。
中國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不能以純粹投資的角度來看待“抄底”，企業想要真正并購成功一定要建立在自身實力的基礎上，但實力除了資本之外，還包括自身的公司治理水平、經營水平等必要因素。國外的一些金融機構虧損較多，如果中資機構投資的話首先要動用資本金補虧，但從國際經濟調整的時間來看，即便這些機構將來可以轉好并出現收益，至少也得經過好幾年。
汪段泳表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普遍缺乏戰略規劃，主要表現在：一，只考慮價格和易得性，而不考慮投資目標與企業整體發展目標是否相符；二，沒有制定長遠的商業計劃，對收購目標未來的發展方向不明確；三，對投資目標的事前盡職調查不充分，導致沒能及時發現其中的風險；四，交易之前沒有充分考慮整合計劃，致使交易之后整合失敗。
應鼓勵分散投資領域
中國境外投資的國家或地區分布的多元化、行業分布的多元化，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條件下，才能夠有效地化解地區集中、行業集中的風險。
武漢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苗迎春認為，當前我國政府在海外投資的法律保障方面缺乏統一的、穩定的、權威的立法，管理上政出多門，部門間職能交叉、內容重疊，這會大大降低了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效率；在具體鼓勵和保障政策上，虛多實少，缺乏具有實質內容的具體政策；在服務保障體系方面，政府不能充分利用調動資源的優勢以解決市場上的信息失靈問題，也沒有能很好地參與到跨國投資規則的制定過程中來；政府在相關產業政策上沒能對企業提供正確的激勵機制。
汪段泳說，中國企業“走出去”對于促進企業內部改革、改進治理結構、打造具備全球運營能力的跨國公司發揮出了重要作用，但近年來的“走出去”戰略偏重于強調國家資源安全保障政策，導致投資明顯地向著能源與礦產資源方向傾斜，而這些領域與品牌開發、銷售渠道拓展和培育創新能力關系不大，可能導致企業在海外投資過程中采取各種急功近利的短視行為，而不是基于戰略思維規劃投資行為。
專家因此建議，中國企業“走出去”應該制定長期的戰略規劃，鼓勵分散投資領域。上海新世紀資信評估投資服務有限公司研究總監郭繼豐認為，中國境外投資的國家或地區分布的多元化、行業分布的多元化，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條件下，才能夠有效地化解地區集中、行業集中的風險。
苗迎春指出，要避免海外投資風險，必須加強對投資國政治形勢的跟蹤和評估，一旦政治風險增大，要及時與東道國政府溝通，闡明風險發生對東道國的弊害，獲得諒解與支持。同時，要引導企業購買與防御政治風險有關的保險，將政治風險轉嫁給保險公司，降低和轉移政治風險。
建立風險預警體系
需要有專門的機構對國家或地區、行業、企業的風險進行事前的分析與揭示。
郭繼豐建議，對于境外企業應該有事前監督管理，建立企業走出去的風險預警體系，即事先掌握海外投資分布的國家或地區的風險、行業的風險，需要有專門的機構對國家或地區、行業、企業的風險進行事前的分析與揭示，便于商務部對境外投資進行審核和管理，便于財政部、國資委對境外投資采取相應的管理措施。
對于海外投資的風險預警就目前全球的服務行業或機構而言，依托信用評級機構更為妥善。從國際的經驗看，國際信用評級機構都建有國家或地區信用風險評級體系、基于行業的信用評級體系、企業信用風險評級體系，基本能夠揭示一個國家或地區、行業的風險大小，對于海外投資的風險預警能夠發揮有效的作用。
湖北省商務廳對外貿易處負責人艾力說，從目前國內的信用評級機構看，國內的信用評級機構在經過20多年的培育和發展，已經建立了企業信用風險評級體系、基于行業的信用評級體系，國家或地區的信用評級體系基本建立，一個從微觀到中觀、宏觀的風險揭示和預警體系正在形成，基本能夠為中國“走出去”戰略的進一步實施提供風險咨詢服務。
汪段泳表示，在制定“走出去”戰略的同時，要用好第三方咨詢機構提供的風險評估結果，有的放矢地對當地不同風險提出對策。同時，國家要鼓勵本土金融中介發展，主管機關一要嚴格把關相關衍生產品進入市場銷售，二要認可相關本土金融中介，給予其對相關業務進行評估的資格。
“中國投資威脅論”成重要障礙
應通過積極、正面的溝通，打消投資東道國的疑慮。
隨著中國對外投資流量的不斷增多，“中國投資威脅論”成為維護我國海外經濟利益的重要障礙。因此，加強境外公關能力建設勢在必行。
苗迎春指出，要大力宣傳我對外投資對東道國經濟建設的積極影響，比如帶動資金和技術，增加當地的就業與稅收，改善當地的基礎設施，提高經濟增長率等。在宣傳中，要注意引用一些鮮活、生動的案例，增強形象宣傳的正面效果。應通過積極、正面的溝通，打消投資東道國的疑慮，為雙邊投資和經濟合作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除了鞏固與亞洲貿易伙伴關系外，中國今后還應不斷加大美國、加拿大、俄羅斯、德國、英國、法國等發達國家和非洲國家的投資力度。
汪段泳認為，非洲國家無論是法律要求、環保要求都比發達國家要低一些，且大多與我國維持著較為友好的外交關系和傳統友誼，對來自我國的投資接受程度較高，可以更好地拓展中國的海外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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