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也向往當‘白領’，但其實，整個社會急缺的是‘藍領’。”來自上海的農民工代表朱雪芹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直陳“用工荒”背后的結構性矛盾。她提出的“白領”“藍領”之問，已成為代表熱議的話題。
“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中突出強調“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加快發展面向農村的職業教育。”不過，當“白領”還是當“藍領”，對于現階段我國大部分“準就業”人群而言，依然是一個困惑。
３月初，當我國沿海地區的“用工荒”正略有緩解時，上海的某職業技術培訓中心卻門可羅雀。負責人高葦說：“培訓中心的電工班，去年第一期開班時，勉強招到２０個人。到考試時，只剩１６人。今年正在培訓的第二期，人數為８人。”
“從整體看，農民工職業培訓的進展并不理想。”上海市農民工工作聯席會議辦公室副主任趙建德分析，培訓項目難與企業需求掛鉤、培訓地點遠離廠區等都是導致門可羅雀的因素。
上海高達職業技能培訓中心培訓部主任張興業認為，由于技能培訓課時長，農民工群體流動性較強，能堅持下來的人并不多。
針對此類現象，全國人大代表、東華大學經濟發展與合作研究所所長嚴誠忠說，“用工荒”不僅印證了我國正在進行的產業結構調整，也反映了職業培訓本身也存在較為嚴重的“結構性矛盾”。
嚴誠忠分析，一部分渴望進入大城市發展的農民工，急需中高端技能培訓，但大都市所提供的一些“藍領班”，大多只是在“白領班”基礎上“小修小改”的課程，難以滿足實際需要；另一部分希望留在二三線城市、城鎮就業的農民工，更找不到合適的職業培訓機構。
黃能德是上海市安裝工程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的一名施工員，１９９２年從江蘇啟東到上海打工，從一名“只會賣力”的一般工人成長為技術骨干，他說還得歸功于公司的“進廠培訓”。
“公司利用晚上和中午的休息時間請專門的老師來工地上課，既能學到本領，又不耽誤掙錢。”黃能德說。目前他已經擁有焊工證、電工證等技術證書，月薪也上升至５０００多元，而目前公司工人的一般月薪為２５００元。
農民工代表朱雪芹也有與黃能德相似的感受。在今年兩會上，朱雪芹代表提出，“藍領”培訓門可羅雀，不僅是農民工的培訓意識問題，更與整個社會倡導的某種職業價值觀有關。她在兩會上呼吁，應當提倡破除“白領崇拜”，才能在“十二五”期間引導農民工逐步向技能工人轉型。
“全社會對職業教育的重視程度和尊重‘藍領’的氛圍，直接幫助德國較為平穩地度過了前不久發生的國際金融危機。”全國人大代表、國家行政學院原副院長陳偉蘭也在兩會小組討論中直言。她認為，在中國，要破除職業教育的“白領崇拜”，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朱雪芹認為，破除“白領崇拜”，還需個人和企業共同努力。她在上海打工１０余年，接受較為完備的在崗職業培訓，還參與過赴日研修，崗位晉升也很順利。她說，盡管不是每個農民工都有這樣的幸運，但自己的經歷就是一段典型的“藍領”成長之路。她說：“我能在同一家企業任職１０多年，沒有頻繁跳槽，與企業良好的培訓文化很有關聯。”
一些全國人大代表在兩會上建議，企業和社會共同來做好職業培訓這塊大蛋糕。陳偉蘭建議，正在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企業，將每年員工培訓的固定經費受益人，從白領高管向基層藍領傾斜，真正實現企業與工人共同“轉型”。
據了解，近年來，為鼓勵幫助農民工提高職業技能，國家和地方相關部門已出臺一系列優惠政策，培訓機構每培訓一名本地在崗農民工，還可獲得一定的補貼。
“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也明確提出，在新的５年內，將“建立農民工基本培訓補貼制度，推進農民工培訓資金省級統籌”。
不過現實中，也有個別省市的個別培訓學校利用監管漏洞，或虛報人頭，或請人代考，套取國家補貼。
來自重慶法律系統的全國人大代表汪夏說，幫助農民工成功轉型成“藍領”，還需撐起一把法制保護傘。地方勞動就業部門對舉辦“藍領”培訓考試和培訓班的機構，應當從嚴審核其培訓資質、軟硬件設施等，為農民工培訓創造良好的環境。
嚴誠忠代表認為，“十二五”期間，國家和地方的職業教育和繼續教育資源將進一步向約２．４億農民工傾斜。而培育、規范良好的“藍領”培訓環境，還需建立一種政、企、學等多領域的聯動機制，為實現教育公平增加“助推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