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現行政府主導型城市化的弊端
長期以來，我國的城市化完全是由地方政府推動的。這種政府主導型的城市化存在著如下弊端：
1.
被征地農民不能分享城市化帶來的土地增值。地方政府在城市擴張中通過對農村土地的低價征收與高價出讓，將數萬億資金從農村轉移到了城市，被征地農民完全被排斥在城市化進程之外，數千萬被征地農民成為“務農無地、上班無崗、低保無份”的“三無”
農民。
2.
人口城市化滯后于空間城市化。在經營城市的口號和土地財政的驅使下，地方政府熱衷于不斷擴大城市的空間，而抵制進城的農民落戶、遷徙的民工定居。30年來，我國城市僅建成區面積擴張了5倍，而人口的城市化卻嚴重滯后。在官方公布的46%的城鎮人口中，至少有
2.5億并未享受到城市的福利和保障。
3.
耕地不斷減少、糧食安全岌岌可危。在現行的土地制度和政府主導型城市化模式下，地方政府不會積極主動地承擔糧食安全的責任，而是千方百計把基本農田變成非基本農田，把非基本農田變成建設用地，甚至采取化整為零和以租代征等手段違規占用耕地，而廣大農民既沒有能力也沒有積極性保護耕地。這兩方面的行為必然危及國家的糧食安全。
二、農民自主型城市化的積極作用
所謂農民自主型城市化是指鄉鎮集體在符合城鄉規劃的前提下，不經過土地征用，在集體土地上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并實現農民生產方式轉變與分享經濟成果的城市化模式。北京、廣東、浙江、江蘇等發達省份在農民自主城市化方面已經進行了大量的實踐探索。
北京市昌平區的鄭各莊，就是農民自主城市化的一個典型代表。鄭各莊的農民15年來，在政府沒有投入分文的情況下，通過發展村辦集體企業，在集體建設用地上累計投入50億元，建立了溫都水城、滑雪場、五星級酒店、養老院、幼兒園、小學和中學，引進了三甲醫院和大學，完善了社區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除了本村
1500居民實現了充分就業，還吸收了7500多外來人口就業，社區人口增長了26倍，村集體年收入近30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突破4萬元，住房、醫療、就業、入學、養老均享受了不亞于城市居民的待遇，人居環境已基本實現了城市化。
農民自主型城市化保障了農村集體土地的權益，體現了農民當家作主的地位，使農民充分享受了工業化城市化的成果，縮小乃至消除了城鄉二元結構所產生的各種差距和矛盾，同時也減輕了政府的財政負擔，是統籌城鄉發展的一大創舉，國家應承認其合法地位并給予政策支持和規劃指導。
三、要大力擴展農民自主型城市化的政策和法律空間
然而，農民自主型城市化受到現行一些政策法規特別是《土地管理法》的嚴重制約。該法律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從事建設必須申請使用國有土地。這就使得凡是在集體建設用地上投資興建的具有城市功能的基礎設施、酒店、寫字樓、學校、住宅等，均不能作為抵押而獲得銀行貸款，建立在集體建設用地上的企業甚至都不能注冊為上市公司，它們只能作為農民的集體財產而不能作為資本增值，這就嚴重地限制了農民自主型城市化的進程，使鄭各莊模式難以復制。
我們認為，當務之急是全面落實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關于新形勢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要按照“產權明晰、用途管制”的原則實行城鄉土地管理體制創新，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實現城鄉建設用地同地同權同價。
根據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只要符合城鄉的統一規劃，就應該允許農民在集體建設用地上自主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集體建設用地應該具有與國有建設用地同等的權益，相同位置和功能相同的土地應具有相同的價格，集體建設用地上的投資應同樣能夠轉化為資本，集體建設用地上的基礎設施和各種建筑物應同樣能夠作為抵押品進行融資，農村居民的宅基地應具有和城市居民宅基地同等的權利，我國的土地管理必須由傳統的所有權管制向規劃和用途管制轉變。只有在政府主導城市化進程的同時，積極探索和鼓勵農民自主型城市化，才能使城市化的成果惠及廣大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