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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這是溫家寶總理2011年2月27日對話網友時透露的“十二五”規劃為中國未來五年GDP增速確定的指標。我們認為,7％這個指標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其重要性較改革開放之初確立的“三步走”的戰略目標不遑多讓,要實現則更加艱巨。
一般而言,GDP增長總是越快越難,為什么我們反而認為慢下來不容易呢?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歷史可知,7％這一足以讓任何一個國家欣喜的速度,按由高到低的次序排,在三十多年時間里只能排在倒數第四位,僅高于1981年的5.2％,1989年的4.1％,1990年的3.8％,與1999年的7.1％持平。這些增長較慢的年份,1999年遭遇東亞金融危機,1989、1990兩年趕上當代最厲害的通貨膨脹,至于1981年則是經濟結構調整。也就是說,改革開放以來,但凡正常年景,中國GDP增長均超過7％,而且是大多數年頭大大超過。
因此,7％這一低增速在狂飆突進的過往,很可能就傳遞了“能力不行”的潛臺詞。這種慣性思維正是落實7%的難點之一。
中國的發展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體現在各級政府的工作中,就是以GDP的連續較高速度增長來帶動其他各方面的工作,包括小而言之的就業、收入、社會保障,大而言之的由經濟領域溢出至社會、文化、政治等領域的改革乃至政權的穩定。這正是“保六”、“保八”一度成為高度濃縮政府工作的核心詞的原因所在。而一旦GDP增速降下來,可能立刻就會讓地方政府在若干問題上感受到壓力,比如就業、維穩等等,從而導致地方政府無所適從。
必須意識到這種慣性的強勁。事實上,十一五規劃也曾設定GDP增速7.5％的指標,但五年下來實際年均增長率11.1％,去除因應金融危機而采取刺激政策的考慮,11.1％也高了太多。如果再看一下剛結束的各地“兩會”所推出的十二五規劃,預設GDP增速超過兩位數的,全國31個省級行政區(不含港澳臺)中就有25個。顯然,十二五GDP增速降下來談何容易。
也許有人會說,慢下來有什么難的,最不濟少花點錢,少干點事罷了。然而,這恰恰點出了另外兩個更大的難題。
其中之一便是能否改變以GDP為中心的政績觀以及官員考核體系。必須承認,作為考核標準,GDP確有很多優點———簡便易行,公開透明而且基本公平。當然,它從來就不是惟一標準,比如還有民主測評以及眾多的一票否決等等,但現實給民眾留下的印象可能是:GDP一美可遮百丑,GDP搞不上去一切都白搭。
而調整以GDP為中心的政績觀,不僅僅意味著發展模式的變化,從投資拉動型增長轉向消費拉動型增長,還意味著政府必須從投資型政府、管理型政府轉變為服務型政府。用溫總理的話說就是,擺脫高代價增長,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讓國民生活品質更高、更幸福。但公共服務顯然不如GDP那么顯眼、那么容易贏得政聲。所以,溫家寶總理提出要建立新的政績評價體系。但傳統自上而下的評價體系,很難和公共服務的要求契合。而要加大民眾在評價官員政績時的權重,并非短時間能被官員所接受。另一個難題就是如何改變官員的利益預期。
我們知道,靠投資拉動的高增長,政府是推動增長的主力。也就是說,政府投入得越多,增長的速度越快,獲得政績、財政支持越多。相應的,由于最有價值的資源掌握在政府手中,即便不考慮尋租因素,不少官員個人也能享受到實實在在的政績之外的利益。而7％的指標,則意味著要官員放棄預期的利益,這必然會面臨巨大的阻力。
中國是否應該暫時放慢腳步,這應該無可爭辯。就好比一個人在劇烈運動之后,心跳可以達到每分鐘180下,但卻不能永遠保持在180。過去30年,中國發展勢頭迅猛,卻很難沉下心來從頭反思,積累了諸多發展中的問題,比如環境污染、不可逆的生態惡化、貧富懸殊等等。越發展我們就會越切身體驗到,發展固然是硬道理,但許多問題,功夫的確還在發展外,必須跳出慣性思維,沉下心來思考解決之道,才有助于更好的發展。
7％的提出正當其時,其中蘊含的新發展觀必然構成傳統官員的挑戰,全面考驗官員執政能力的時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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