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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一開始提出的那兩類觀點，我們可以發現盡管它們之間存在著不少差異，但兩者都認為跨國公司在中國開展研發活動是一種全新并且重要的現象，是中國崛起故事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內容，而且這兩類觀點彼此都擁有很好的理由。在第四章所描繪的微笑曲線里，至少到目前為止，所有的生產活動中有一種，還是對“內化”免疫，那就是研發。多年以來，就算生產外包活動不斷增加，規模也在不斷擴大，可研究和產品開發卻還是牢牢扎根于各大跨國公司的總部。或許生產是一項適合全世界的活動，但是研發卻只適用于北美、西歐和日本，而且離跨國公司的總部越近，研發的質量就越高。
但是到了近幾年，研發活動在地理位置上的固定似乎開始出現了松動，碎片化的現象逐漸顯現，但跟廣義上的生產碎片化還是有所區別。從整體上來說，生產活動不僅分散到不同的地方，還分散到不同的公司；而研發活動顯然只在地理上分散開來，到達包括中國在內的以前從來沒有過類似活動的國家，而這些活動的所有者似乎還是集中在數量相對較少的跨國公司手里，還沒有達到類似全球供應鏈那樣的多公司參與的碎片化程度。那些過去就從事高度專業化和集中式研發工作的領先科技公司，現在已經開始管理它們自己的研發網絡了，而且這些網絡大多具有高度多樣化和全球化的特點。分散于全球的諸多國家里，這些網絡讓公司能夠在全球范圍內調動人才和資源，激勵出更多的商業創新成果。當然，借助于數字化革命的成果，現在公司開展研發活動走的都是國際工作流程，各項任務經常是通過電子郵件、IP電話、視頻會議以及工作流程同步化軟件等各種手段的結合，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間分配。托馬斯?愛迪生獨自一人在新澤西州的實驗室里搞發明的時代已經過去，甚至像貝爾實驗室這樣一個位于大都市里的獨立的公司研發部門也不再代表未來的趨勢。
但是如果不是托馬斯?愛迪生和貝爾實驗室，那又會是什么呢？觀察統計數據，我們很容易就能發現確實有一些新的全球現象正在出現。從20世紀90年代末一直到21世紀初，盡管研發支出主要還是集中在美國（這幾年美國的研發經費增長速度是全球均速的兩倍），但是南亞、東南亞以及很顯然中國的研發投入也開始呈現井噴的勢頭（雖然是從原來相對較小的基礎開始的）。中歐和俄羅斯也不甘落后。迪特爾?厄恩斯特（DieterErnst）指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國際收支數據表明，跨境專利技術以及知識產權的轉讓交易在近幾年快速發展。盡管經費支出遍布世界各地，但其中的絕大部分都得記到那些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名下。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表示，2005年全球700家研發投入最大的公司中，有80%來自以下5個國家：美國、日本、德國、英國和法國。只有1%的公司來自發展中國家、中歐和俄羅斯。這700家行業帶頭企業在2005年包攬了全世界將近一半的研發開支，以及全世界超過2/3的商業研發費用。在所有的研發開支中，跨國公司無疑占據了絕大部分，但至少還是有一些發生在了非傳統的地域，在這一點上，最近剛剛晉升為全世界第三大研發投資地的中國似乎成為行動的核心，但還是那個老問題：研發到底是什么？
無論在哪兒發生，研發—尤其是商業研發，可以通過將其歸類到幾種相對分明的活動類型里來進行理解，學者和技術專家們已經想出了一系列的分類名詞，但我們主要將研發活動分成三類：對新的基礎科技的研究；對新產品平臺的研發；對已有產品進行研發，以適應不同消費者或國家的特定需求。
一提到研發，絕大多數人都會聯想到上述第一類，即發明新技術，同時這也是人們在討論中國是否進入研發領域時多半所指的研發類型。這類研發的例子包括早前我們討論過的IBM正在研發的非易失性內存，此外還比如醫藥行業新藥或分子合成新技術的發明。中國在能源方面也有類似的例子，清華大學在高溫氣體冷卻（球形）核反應堆領域擁有世界領先的技術，這項全新的核能技術不但可以防止失控連鎖反應（核反應堆核心的熔毀）的發生，而且運用成本低、規模小，近期已經走出實驗室，隨著位于山東省的一個商業性示范項目的建成，正式進入了商用領域。不論在哪里進行，這類創新—更加側重研發中的“研究”而非“開發”，或許是最接近大多數人對于“發明”的理解的。
第二類研發跟發明新的基礎科技并無太大聯系，而是在已有技術的基礎上，設計出新的產品種類，因此，這類研發的目的不是發明全新的科技，而是運用現有的技術—盡管其中有許多都還只是停留在初級階段，來研制新產品。從許多方面來說，第二類研發與第一類研發具有同樣的創新性和挑戰性。第四章我們所討論的上網本就是這類研發的例子之一，此外還有蘋果公司的iPhone手機。上網本的內部組成基本上都是大家所熟悉的零部件，但是這個新產品卻將這些零部件以一種創新和令人興奮的方式組合在一起，從而在一開始就吸引了許多消費者。蘋果公司的iPhone手機其實并不復雜，雖然內部組成無疑都是先進的，但是真正與其他智能手機區別開來的卻是它的用戶界面，讓人感覺到在這么一個不大的掌上設備中，聲音、數據、多媒體以及其他交流功能都被渾然整合到了一起，因此，iPhone手機出色地將自身與其他競爭者如Palm、黑莓等區分開來。最優秀的案例能做的不僅僅是滿足顧客已有的需求，更是讓他們享受到以前從未想到（或從未覺得有這個必要）的功能，最后還要讓他們覺得要是離開這些功能，生活將會變得多么無法忍受。
與這種新產品開發平臺不同，第三類研發通常重“開發”而輕“研究”，主要是對現有產品進行修改以適應不同市場和消費者的需要。以通信業為例，不同的國家往往實行不同的網絡標準，因此銷售商在向國外出售網絡設備或解決方案（比如Wi-Fi、WiMax、無線寬帶、3G、IPTV）之前往往會根據不同國家的標準對產品進行調整。再比如智能手機或標準手機等商品，就需要根據不同國家和文化在用戶界面內置不同的預設語言及使用偏好，就比如在中國銷售的手機就需要內置漢字輸入系統，這本身就包含了對新的軟件、鍵盤、手寫屏或手寫板的開發，那些原來只針對某種語言設計的語
音識別設備，若要出口到其他國家，首先要解決的就是來自語言上的挑戰。在制藥領域，不同國家的合格標準也會有差異，一種進口藥物至少要通過一系列的本土試驗才能投放該國市場。在公共交通領域，客戶主要是各個城市的交通部門，不同城市常常會有特殊而又具體的設計要求，這就需要供貨商對自身的產品平臺作出調整，一個城市地鐵系統的自動檢票機以及車票回收系統在運用到另一個城市之前，就要根據具體情況進行精心調整和重新設計。很多情況下，這種調整不僅僅在具體的物理層面上，還包含了大量操作軟件的再設計。關鍵是，在許多不同的產業中，對本土化需求的滿足即便是對于那些最成熟的產品和產品平臺來說，往往也是工程浩大，充滿挑戰。
全球研發中心向中國轉移
牢記這三種研發類型，現在我們要思考的問題是，它們是如何融入國際化這個更大的趨勢的？如此多研發活動為何能夠成功向中國轉移？我們首先從第三種類型開始—以滿足本土需求為目標的客戶定制化服務。廣義的研發活動之所以能在近幾年里不斷融入國際化進程，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在于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促使越來越多的消費市場得到開放，對產品進行調試的需求也隨即迅速增加。無論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大陸搭建手機網絡、在東南亞安裝新的空中交通控制系統，還是在中國建設新的公共交通系統、在發展中國家引進針對“富貴病”（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的新藥，所有這些產品都需要本土定制化的研發才能投入使用，因此不出意料，跨國公司若想將自己的產品推向更多的市場，就不得不在全球各地建立研發中心，也不是說它們必須在世界上每一個地方都建一個，但至少在產品投放前與當地使用者的廣泛互動必不可少。當然，如果面對的是一個世界上最大的或潛在最大的海外市場，這些跨國公司就擁有了足夠的動力在當地建立產品調試中心，而此時中國在眾多的消費市場中就脫穎而出了。
到底有多少產品在外商建在中國的研發中心里進行調試，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根據我們數年的采訪記錄，這個數字在很大一部分產業里都是非常驚人的。中國在許多產業領域均已呈現出了一個極為廣闊的市場，但是這個市場也有自己的一套偏好、習慣和標準。就像一位通信業的負責人1999年的時候跟我說的：“如果你做的是全球掌上移動設備生意，那么你必須打入中國市場，如果你無法生產出能夠吸引中國消費者的產品，那么你也無法在世界上的其他市場里堅守自己的地位。”一位來自歐洲的大型汽車零部件制造商2007年接受我和同事的采訪時指出，由于中國的私營汽車組裝商奇瑞和吉利公司所使用的鋼鐵沒有歐洲的那么高級，并且因為中國在生產過程中大量用到手動焊接而非自動焊接，因此他們為中國制造的鋼鐵都是經過重新設計的。當這家歐洲公司跟隨大客戶（全球汽車組裝商）進入中國或直接為中國組裝商提供產品時，也總是將自己的一部分研發資源遷移到中國。在某些方面，這家歐洲企業并沒有將自己的零部件往更高級的方面設計，以促使中國企業進入產業科技的最前沿，而是將設計退回到幾年前，以適應中國較為落后的生產流程。一家大型的化妝品公司卻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比較不同的觀點，該公司認為中國擁有1億潛在用戶，他們在很多情況下都想要擁有針對中國人的護膚產品，因此該公司在中國的研發團隊也必
然隨著銷售額的增加而不斷壯大，該公司在中國銷售的近1/3的產品都是根據中國人的膚質以及使用習慣而專門設計的。當然，國外制藥公司為了能讓自己的藥品進入中國市場，也必須在當地進行臨床試驗，在采訪過程中許多制藥公司都提到，它們在中國的研發中心所進行的工作就包括這類臨床試驗。有關醫藥的例子特別值得我們關注，因為中國當地的臨床試驗往往決定了關鍵的銷售渠道的拓展。在中國的醫療保健系統內，醫院和醫生的主要收入來自藥品的銷售。中國醫療部門為了降低病人的醫療費用，在預防性藥品和基本醫療方面對醫院的收費進行了限制，但與此同時，在藥品、高級診斷以及手術價格方面卻比較寬松，因此意料之中的是，中國的醫療保健提供者勢必會效仿美國的做法，熱衷于給病人開高級藥品，引進最先進的診斷器械，而忽視那些基礎的預防性醫療。因為前者將帶領醫療工作者走上致富之路，而后者只會讓醫院和醫生為生計發愁。隨著中國的醫療保健系統近幾年來的變化，不僅價格機制決定了醫療提供者的行為，決策權也逐漸下放到提供者的層面，在這樣一個系統中，關鍵的決策—無論是開藥還是訂購一臺核磁共振儀，都是由基層醫療部門作出的，而且往往缺乏來自外部機構的監督，這就為醫療設備以及藥品制造商帶來了兩方面的作用。第一，市場因此出現了乘數效應，因為基本上沒有任何監管措施來防止過度購買儀器設備以及過量開藥。第二，這也意味著若想開拓中國市場，跨國提供商們就必須和位于系統底層的醫院以及相關部門搞好關系。一位跨國制藥公司駐中國的研發經理曾對我說，若要在醫院內部發展具有影響力的伙伴，新藥和新設備的臨床試驗是非常重要的途徑之一，而且這些伙伴會在將來幫你推銷產品。、
從化妝品到醫療器械，從網絡安全軟件到互聯網搜索引擎，如果制造商想要開拓新市場，一定程度的產品調試在幾乎所有領域內都必不可少。許多情況下，尤其面對的是那種非常龐大的市場時，在當地設立一個研發機構是合情合理的，因此伴隨著中國的發展，跨國公司也越來越多地進入中國。同樣，隨著中國企業逐漸走向全球，換言之，將自己的產品或系統推向海外市場，它們同時也在將自己的研發活動擴展到國外。舉例說明，華為已經開始在歐洲和北美的低端市場大量出售通信網絡系統，由于這個產業的國家標準和客戶偏好（客戶在這里指的是網絡運營商，比如威瑞森或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等）各不相同，華為除了繼續在國外開展研發活動，別無他選。
綜上所述，雖然我們看到跨國公司的研發中心在中國遍地開花，甚至一些中國的研發中心在國外拔地而起，但是這跟知識轉移基本沒有關系。知識轉移意味著跨國公司將技術王國的核心鑰匙相讓給來自國外的競爭者，但是這些中心的存在并不能證明知識轉移的發生。當然，這些中心也不是毫無意義的“公關發展中心”—專門討好主管部門卻不搞研發的公關機構，從我們的采訪中可以看到，這些中心承擔了大量的產品本土化和定制化工作，它們沒有真的在轉移關鍵知識，但卻在促進銷售方面扮演了關鍵角色。在今天的世界里，如果一家公司打算加大對海外市場的滲透度，勢必要在海外建立以產品本土化為主要目標的研發中心，因為即使是一件高度標準化的全球商品，不同地方獨特的區域條件依然存在，這就決定了該商品必須作出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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