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各省、市、區“兩會”陸續召開，地方“十二五”規劃相繼向社會公布，各地區“十二五”發展的思路和目標日益清晰。
地方“十二五”建設發展的路線圖呈現什么樣的時代特色？還有哪些不確定因素將影響發展方式的轉型？帶著這些問題，《經濟參考報》記者對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進行了專訪。
地方“十二五”規劃有三個突出亮點
黨中央在“十二五”規劃建議中，確立“十二五”時期“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使“十二五”時期改革發展的大思路、大目標已十分明確。遲福林認為，從地方層面看，各地制定的“十二五”規劃較好地貫徹了中央有關精神，呈現出三個突出亮點：
民富優先的思路得到體現。比如江蘇提出啟動實施居民收入倍增計劃，切實解決好人民群眾關心的住房、物價、收入分配、就業和社會保障等熱點難點問題，讓人民群眾在改革發展中得到更多實惠；海南提出，“建立擴大消費需求長效機制，力爭實現城鄉居民收入翻番”；陜西提出要從“建設西部經濟強省”轉變為“富民強省”，十二五期間使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達到或超過全國平均水平，農民人均純收入縮小與全國平均水平的差距；湖南提出，促進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等等，這些都是民富優先思想的具體表現。
政府轉型的思路在一些地方的規劃中得以體現。河北省明確提出“以政府轉型為主線的行政體制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說，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更大挑戰不是經濟社會本身，而是政府轉型與政府決策。‘十二五’時期，改革發展能否取得實質性進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公共服務型政府建設能否實現重大突破。
部分省市調低ＧＤＰ增速，更加注重結構調整，明確提出了社會發展目標。例如廣東省和河北省將人民幸福指數明顯提高作為“十二五”規劃的重要目標之一；海南省提出了建設“幸福家園”的理念。
“民富優先”將成為地方發展的基本戰略
“民富優先”已成為今年地方“兩會”熱議的話題。遲福林認為，綜合各地已公布的“十二五”規劃來看，“民富優先”將成為“十二五”時期，地方發展的基本戰略。
他分析說，民富優先不僅有助于解決社會公平問題，也有助于解決發展問題。從我國經濟發展的趨勢看，“十二五”要初步形成消費主導的格局，關鍵在于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消費能力和改變消費預期，這是實現消費主導型發展的重要基礎和決定性因素；只有釋放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需求，才能真正擴大內需，形成內生增長動力機制，進而走向公平與可持續。
其次，民富優先是“十二五”改革發展的基本導向。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實質是從經濟總量導向向國民收入導向的轉變，確立民富優先的發展導向，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城鄉差距、讓農民工成為歷史等，將成為貫穿“十二五”時期的重要任務。
再者，民富是國強的基礎。當前，我國確實存在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的現實，過去３０年廣大社會成員的生活水平也確實普遍都得到了明顯的提高。在過去的歷史背景下，要解決總體貧困問題，實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一種現實的選擇，但當前我國已進入“百姓不富、國家就不強”的歷史發展新階段，無論是走向消費大國，還是實現創新發展，乃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都需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激發居民消費，提升居民素質等。
遲福林認為，從中央到地方，確立“民富優先”的基本發展戰略，是基于對基本國情和社會矛盾變化的準確判斷，是基于對發展趨勢的判斷。
他分析說，當前的社會矛盾、社會問題和社會風險，大多與公共產品短缺相關，可以說，我國開始進入公共產品短缺時代，全社會日益全面增長的公共產品需求與公共產品短缺、基本公共服務不到位，已成為新階段的突出矛盾。民富優先，是解決公共產品短缺突出問題的必由之路。
影響規劃實施的主要因素
回顧以往的“五年規劃”，也大都提出了很多好的發展思路，但具體實施的結果，并不如人意，未來還會有哪些因素會對“十二五”規劃的實施產生影響？
遲福林認為，各地“十二五”規劃確定的發展方式轉變的主題、路線都十分明確，但應注意一些令人人憂心的問題會使規劃的實施產生偏差。
一是一些領導干部發展理念還沒有轉變過來，做大經濟總量、謀求經濟增長依然是一些地方政府追求的核心目標，對“發展是硬道理”中“發展”的理解還沒有與時俱進；二是某些基本利益格局形成了，破解十分困難，比如，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很大程度上依賴出讓土地和發展房地產，由此，投資主導的格局難以在短期內得到改變；三是體制性、結構性矛盾將長期存在，比如，中央與地方在公共服務供給上的分工體制、財政稅收體制、干部考核選拔機制等依然是以做大總量為主要標準；四是地方“十二五”規劃的經濟目標和布局相對清晰，社會目標和布局則比較模糊。
對此，遲福林建議，各地應明確結構調整的行動路線，以國家提出六大產業振興計劃為基礎，確立“十二五”國家改變經濟結構的總體規劃和約束性目標，根據實際情況謀劃布局；實質性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明確居民實際收入增長等核心指標，比如年均實際增長不低于８％；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在“十二五”初步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比原計劃提前５年；加快推進以政府轉型為重點的結構性改革，重點是中央與地方關系、財稅體制和干部考核選撥機制的聯動改革。
遲福林表示，
“十二五”是歷史發展的關鍵５年，是承接前３０年改革開放與后３０年發展的５年，對后３０年的公平與可持續科學發展具有重大影響；“十二五”是歷史轉型的關鍵５年，過去３０余年的轉型與改革的基本特征是改變生產關系，解放與發展生產力，做大經濟總量，從“十二五”開始的二次轉型與改革，基本特征是改變經濟結構，擴大消費總量，實現公平與可持續發展；“十二五”是歷史變革的關鍵５年，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現實矛盾和問題更加突出，更為復雜，解決的難度更大、更艱巨，從這個層面上說，二次轉型與改革比一次轉型與改革更加深刻，涉及利益關系、經濟關系、城鄉關系、投資消費關系等等的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