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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機尚未塵埃落定，這一段故事已經可以當成歷史來讀了。很多反思金融危機的著作陸續問世。有些是親歷者的記錄，比如曾任美國財政部部長的保爾森的《峭壁邊緣》，曾任雷曼兄弟副總裁的勞倫斯
G.
麥克唐納的《常識之敗》，還有一些是旁觀者的點評，比如“末日博士”魯比尼的《危機經濟學》，拉詹的《斷層線》。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也推出了自己的新書《自由市場的墜落》。他的角色與眾不同，他在學術界享有極高的聲譽，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同時，他也有豐富的從政經驗，曾在克林頓時期任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后來當過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政治圈中的廝混，并沒有打磨掉斯蒂格利茨的銳氣。相反，他是越老越激憤。早在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之后，斯蒂格利茨就成了一個舉世著名的批評者。他殺了個回馬槍，矛頭直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認為其在全球范圍內兜售的“華盛頓共識”遲早會惹出大麻煩。成功的預言家必須有堅毅的定力，因為他們的預言在一開始的時候都會被別人恥笑，只有在忍受了多年的嘲笑和冷遇之后，這些似乎危言聳聽的觀點才得到了印證。事后看來，東南亞金融危機只是全球金融危機的序幕，危機先在全球金融體系的外圍地區爆發，但最終一定會擴散到中心地帶。憑著多年的批評言論，斯蒂格利茨當然有資格出這樣一本書。在本書中，字里行間，似乎都能讀出斯蒂格利茨的憤懣不平，還有一些洋洋得意：“我早就告訴過你們了。”
斯蒂格利茨在本書的上半部分主要反思了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他談到了銀行家的貪婪和失范。美國的金融體系并沒有實現其真正的職能，即管理風險、配置資源、降低社會中的交易成本；相反，它們制造了更多的風險，扭曲了資源的配置，導致更高的負債，最終增加了社會交易成本。他談到了金融監管部門的失職。
尤其是從里根時期，美國政府開始了對金融監管的放松。盡管保羅·沃爾克在遏制通貨膨脹方面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因為他主張對金融體系實施更嚴格的監管，很不對里根的胃口，結果沒有辦法連任美聯儲主席。其繼任者格林斯潘熱衷于放松金融監管。格林斯潘不僅采取降低利率的方法，在刺激經濟增長的同時，向市場上注入了大量的流動性，同時他還鼓勵金融機構從事風險更高的業務。他在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一直表揚次級貸款和可調整利率貸款，說這些“金融創新”讓美國的金融體系變得更加靈活、穩健。斯蒂格利茨聲稱，讓伯南克連任美聯儲主席是一個錯誤，因為伯南克蕭規曹隨，只知道救市，沒有對病入膏肓的金融體系痛下猛藥。他對奧巴馬的總統經濟顧問薩默斯更是耿耿于懷，指出當年就是薩默斯反對對衍生金融產品加強監管。斯蒂格利茨把這些人的家底都抖摟出來，窮追猛打，真是“一個也不放過”。有趣的是，斯蒂格利茨不僅僅批評布什總統，作為一個民主黨人，他對奧巴馬總統也頗有微詞。他認為奧巴馬缺乏足夠的魄力，當輪船快要沉底的時候，奧巴馬所做的只是重新擺擺甲板上的椅子。當經濟肌體有了重大的創傷之后，奧巴馬所做的只是把傷口晾在太陽下，讓陽光給傷口消毒。這是一種“混日子”（muddle
through）的做法。斯蒂格利茨還談到美國經濟和社會深層次的問題。在他看來，金融體系出了問題，錯在經濟體系，經濟體系出了問題，癥結在美國社會。在過去20多年，美國的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盡管在新經濟耀眼的光芒下，經濟增長速度很快，但工資水平始終沒有提高。美國的政客沒有真正解決貧富不公的問題，反而避重就輕，通過刺激消費，尤其是住房消費來掩飾問題。但當整個國家高筑的債臺轟然倒塌之后，到頭來還得是納稅人承擔最終的成本。斯蒂格利茨激烈地抨擊主流經濟學界。他說新古典經濟學家已經成了資本主義的拉拉隊。雷曼兄弟的倒閉，對新古典經濟學家而言，意味著一個時代的巨變。
斯蒂格利茨在本書的下半部分主要談論解決問題的辦法。他主張必須重新反思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教條，不能認為自發的市場經濟會優于政府監管。他談到如今的危機，幾乎和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一樣嚴重。當年，美國正從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大蕭條之前，農產品價格一直狂跌。這種經濟結構的調整使得蕭條曠日持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才幫助解決了美國嚴重的失業問題。如今，美國正面臨著制造業衰落的命運。大量的制造業轉移到了中國、印度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這將使得美國的經濟長期低迷。危機之前，中國和其他一些出口國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而美國舉國上下，靠借錢尤其是借外國人的錢，過著寅吃卯糧的生活。但是，我們已經無法再回去了。國際失衡是難以持續的。走出危機，需要的是前所未有的調整和改革。斯蒂格利茨強調了收入再分配，主張以累進的稅收穩定經濟，倡議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建立新的全球儲備體系。他甚至談到不丹的國民幸福指數（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主張用GNH代替GDP。他談到美國不僅有貿易赤字、財政赤字，還有道德赤字（moral
deficit）。彌漫在美國經濟生活中的急功近利情緒，將會導致美國走向死路。
這些頗為出格的觀點，聽起來還是有點危言聳聽。本書的書名就有些夸張。如果用自由落體形容2007年8月或是2008年9月的金融市場，還是比較貼切的。但是，如今，金融危機不是已經逐漸平息了嗎？凱恩斯在1931年出版的《勸說集》的序言中寫道：“我們瞻前顧后，看到兩邊都是懸崖飛瀑，而我們正小憩在期間的一個靜靜的池邊。”正是在那一年，爆發了英鎊危機，拉開了20世紀30年代各國之間貿易戰、貨幣戰的混亂局面。2010年，我們也“小憩在一個靜靜的池邊”。從宏觀經濟數據來看，中國的經濟形勢一片大好。經濟增長速度高于10%，而通貨膨脹率低于4%。在全球經濟普遍低迷的時候，中國經濟卻呈現出勃勃的生機。但是，遠望2011年，潛在的風險依然隱藏在遠處的地平線。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發達國家將進入長期持續的經濟低迷。有兩位著名經濟學家Rogoff和Reinhart在追溯過去800年的金融危機歷史之后提醒我們，在金融機構爆發危機之后，政府的財政危機和債務危機將緊隨其后。新的貿易戰和貨幣戰似乎已箭在弦上，國際資本市場上熱錢暗潮涌動。圍繞著國際金融監管改革，談判桌上進行的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不穩定性和不平等關系依然存在。
斯蒂格利茨在本書中的觀點或許并不完全正確，他對人對事的許多看法，都帶有濃厚的個人色彩。他所主張的改革或許很難實現，很多理想主義的設想，最終可能會在政治現實的荊棘中折翼。但是，激進的態度，能夠捍衛的不過是一些中庸的觀點，能夠澄清的無非是一些常識的判斷。以斯蒂格利茨為藥，不是補品，但可以去邪敗火。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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