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和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尤其是加入世貿組織《政府采購協議》(以下稱GPA)談判工作的啟動，我國政府采購制度改革又進入了一個關鍵時期，必須采取得力措施，加大政府采購制度改革的力度，才能保證我國政府采購事業沿著正確的軌道快速推進。
（一）統一領導，強化協調
政府采購制度的建立、完善和執行要靠諸多因素的組合，包括經濟社會條件、自然地理條件、制度機制環境、人力資源與機構條件、采購手段、意識態度和職業精神等諸多因素，而這些因素的整合不是靠某一個部門的努力就能夠實現的，需要一個能夠調整這些資源的權威機構組織協調才有可能實施。在我國十幾年政府采購制度改革的實踐中，形成了事實上的兩個管理部門，財政部門負責貨物和服務采購的管理，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負責工程采購的管理，在法規制度制定和執行管理中各唱各的調，各地區的工作開展也是八仙過海、各有千秋，在有些地區甚至形成了誰強勢誰有理的局面。所以，政府采購制度的推行不能僅僅憑借制度本身的優越性，在我國的憲政體制下，只有依靠行政權力的推動，實施強有力的領導，才能保證改革的順利進行。我國政府采購制度改革要沖破各種阻力，加快改革進程，首先要從國家層面引起高度重視，僅靠某一個部門來推動涉及國家機關各部門及社會各相關領域的改革是勢單力薄的，應成立國家政府采購管理委員會，統一領導協調全國的政府采購制度改革工作，各相關部門參加，為政府采購制度改革提供強有力的組織和領導保障。
（二）科學分工，建立相互制約、密切配合的管理體制
我國政府采購制度改革中，一直強調“管、采”分離，但并沒有完全解決審批權與監督權相分離的問題。鑒于我國目前誠信體系建設的現狀和反腐敗斗爭的嚴峻形勢，應實行“管、采、監”三分離的管理體制。由政府采購管理委員會履行“管”的職能，下設政府采購管理辦公室，具體負責政府采購政策制度的擬訂、政府采購預算和計劃編制、評審專家管理、社會代理機構認定管理、政府采購人員培訓、資金支付管理和效益評估等，指導協調貨物、工程和服務政府采購的全面工作。從政府采購“管、采”分離以來的實踐看，一些地方的政府采購監督部門與集中采購機構之間工作配合并非十分協調，也需要一個統一的權威部門進行協調指導。集中采購機構履行“采”的職能，負責政府采購的具體組織實施工作。統一全國集中采購機構設置模式，消除機構設置的混亂局面。同時，賦予集中采購機構必要的管理職能，如負責對專家評審結果的復核，發現違規行為可提出糾正意見或向管理部門反映報告；以第三方身份參與合同履約驗收；負責協議供貨和定點采購履約過程的監督等等，使政府采購執行過程中的每一個環節都置于有效的監控之下。監督部門履行“監”的職能，負責政府采購活動全過程的監督檢查及投訴處理工作，同時統一監管機構的上下指導關系。
（三）統一立法指導原則，盡快修訂兩法
招標投標法和政府采購法都已頒布八年以上，當初制訂兩法時我國的實踐經驗尚有不足，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兩法的矛盾與缺失逐步顯現。由于受兩部上位法的制約，兩部法律實施條例(征求意見稿)的差異也有二十多處。有些地區在政府采購實踐中總結出的一些切實可行的經驗和做法，但由于法律沒有相應的規定，推行起來也會遇到一些阻力。這些問題已經影響到改革的繼續推進，應盡快啟動對兩法的修改和完善，為建立科學的政府采購運行機制提供法律保障。
（四）將政府投資工程納入政府采購法調整范圍
巨大的政府工程投資是調控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一個方面，將其排除在政府采購法規制范圍之外，必然大大降低政府采購的宏觀調控功能，影響政府采購政策目標的實現。政府采購的范圍包括貨物、工程和服務已不是需要再進行探討的問題了，聯合國《貿易法委員會貨物、工程和服務采購示范法》、GPA及世界各國和地區的有關法規都作出了明確界定，已被國際社會廣泛認可，將我國政府投資工程納入采購法規制順理成章，理所當然。
（五）取消質疑前置程序，提高救濟維權效率
GPA第二十條第一款規定“供應商對違反本協議規定的采購提出投訴時，締約方鼓勵供應商與采購機構進行磋商，解決爭議。采購機構在不妨礙按投訴程序采取糾正措施的前提下，應對投訴事件及時、公正地予以考慮。”質疑與磋商是作用基本相同的爭議解決措施，GPA規定鼓勵供應商通過與采購機構進行磋商解決爭議，而不是必須通過磋商程序解決爭議，在投訴期間仍可進行磋商。我國《政府采購供應商投訴處理辦法》規定，提起投訴前已依法進行了質疑是投訴人提起投訴的必要條件。我國遲早是要成為GPA成員的，我國的政府采購法規建設應逐步與國際規則接軌。另外，質疑前置程序降低了供應商權益救濟的時效，影響了救濟工作效率，應取消供應商質疑前置程序，由供應商自行選擇是采用質疑程序還是采用投訴程序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六）充分發揮集中采購機構的主渠道作用
目前，在我國政府采購領域活躍著兩支隊伍，一支是各級人民政府設立的集中采購機構，一支是經國務院有關部門或者省級人民政府有關部門認定資格的社會中介機構，政府采購法將二者統稱為采購代理機構。我國推行政府采購制度以來，二者雖然都為政府采購事業的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但他們的地位和作用卻不能等同看待。在單位性質、工作目標、委托關系、采購成本、監管難度和自我約束能力等方面都有區別，社會中介機構是以營利為主要目標的經營性組織，集中采購機構是政府設立的非營利事業單位，沒有自身的經濟利益追求，在價值取向上與國家意志有著高度的一致性。同時，設立集中采購機構也是為了能夠更好地形成相互制約的工作機制，保證政府采購工作的健康開展。在有些地區卻以“不好管”、“難協調”等借口，不設立或撤銷已設立的集中采購機構，雖然監管機構省卻了許多“麻煩”，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卻遭受了損失。所以，應該充分認識集中采購機構在政府采購中的地位和作用，按法律要求，統一設置集中采購機構，充分發揮集中采購機構的主渠道作用。
(作者為山東省省級機關政府采購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