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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斌 國務院參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中國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評審組專家、“中國經濟學家50人論壇”成員。
曾任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長、中國證監會交易部主任、深圳證券交易所總經理、中國人民銀行政策研究室負責人、非銀行金融機構監管司司長。著有《中國貨幣供給理論的實證研究》、《貨幣供應量不宜作為貨幣調控的惟一目標》《中國私募基金報告》等著作。 |
以往從未爽約的白雪，而今卻被南方美景迷戀，遲遲不愿現身京城。面對通脹壓力的中國經濟就像南凍北旱的天氣——調控兩難。
北京CBD，大望路的一家酒店，《經濟參考報》記者早早地來到大堂，在這里將對國務院參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國務院經濟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進行采訪。就在比約定時間晚了5分鐘的光景，從酒店大門健步走來一位身材消瘦、神采奕奕頗有風范的學者，上前緊握著記者的手連聲說道“抱歉，抱歉，來晚了，沒想到這么堵車。”沒有傲慢的神情，沒有居高臨下的話語。當記者夸獎他身材保持得好時，他用那夾雜著上海口音的普通話幽默地說：“還好，還好，這全拜托糖尿病帶給我這么一副好身板。”一席話逗得在場人大笑，就是在這輕松愉快的氣氛中，夏斌就其新著《中國金融戰略：2020》相關內容接受了《經濟參考報》記者的專訪。
“2020”中國金融大開放的臨界點
“白皮書”，這是《經濟參考報》記者拿到《中國金融戰略：2020》的第一感覺。不僅僅是白底黑字簡約封面的直接印象，更是國之策士的深厚背景。雖然這不是出自官方的“白皮書”，但其蘊含的深遠含義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學術著作。
書名中的“2020”引起了記者的注意，這個時間點的意義何在？這是記者拋給夏斌的第一個問題。
“2020年只是表明一段時期的概念。”夏斌說“這本書探討的是中國金融戰略，也就意味著10年時間，中國應該而且能夠基本完成書中擬定的金融戰略任務。”
“2020年也是我國金融大開放之前這一‘戰略過渡期’結束的象征”夏斌堅定地說。
緊接著夏斌向《經濟參考報》記者介紹選擇2020年為中國金融大開放臨界點的理由。
首先，目前中國經濟發展勢頭較好，特別是在危機后世界金融格局重組中，中國整體的金融實力不是下降了，而是相對提高了。再用10年時間的努力，應該有條件實現中國金融的更大開放。
其次，美國這輪金融危機，使世界經濟與金融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在今后又一個30年中的前10年，中國經濟必然是大踏步發展，這個10年是奠定21世紀中葉中國在世界經濟格局中基本地位的重要機遇期，也是中國市場經濟制度基本完善的重大歷史時期。因此，理應要特別看重前一個10年。中國只有進行特別而全面的謀略、精心的策劃，對金融發展中的短期制度、長期制度以及長短期制度銜接的安排作出認真部署，才能確保中國經濟能在今后的30年特別是后20年中，繼續保持穩定的增長。所以，特別有必要以此10年為界，進行全面的戰略思考與布局。
第三，2009年，中國國務院宣布，到2020年，要把上海辦成與人民幣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城市。這意味著，包括人民幣全面自由兌換為主要內容的中國金融大開放的時限初定為2020年。既然以2020年為界，自然是有實質性的內容部署。
最后，選擇2020年為界，約十年時間，正好是“十二五”“十三五”兩個五年規劃時期，這可與政府金融戰略部署，與國民經濟發展中其他相關領域的重大改革與開放事宜一并考慮，并盡可能銜接配合，以期取得更大的效應。
中國金融要有自己的理論體系
夏斌向《經濟參考報》記者推薦他書中引用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德懷特?鉑金斯告誡中國學者的一段話：“對于中國的經濟學家，特別是接受過西方博士項目培訓的經濟學家，主要的挑戰在于如何將書本上的知識應用到對中國至關重要的實際問題中。要做到這一點，他們就必須思考什么是對中國真正重要的問題，而并非什么是當時在西方學術界最熱門的話題。如果照搬哈佛經濟學或麻省理工經濟系最有名的五位經濟學家的模型，那就錯了。當然你可以這么做，而且這也有可能為你博得在國際學術界的聲望，但也有可能意味著你的研究對中國就不會那么重要了……中國經濟學家想要這么做也不是不可以，但它本身對中國的任何實際問題是不會有重大貢獻的。”
夏斌指著這段話稱贊不已：“精辟、淺顯，太有說服力，太生動了。一個推動中國金融發展實踐有用的理論，絕對不可能是國際學術期刊轉載次數最多的理論。”
夏斌在《中國金融戰略：2020》書中提出了金融“四維系統”的概念，即金融系統是一個由貨幣政策、金融監管、微觀金融、涉外金融構成的完整系統。基于這個系統，結合中國的現狀，即轉軌、發展中、非中心貨幣、大國經濟體特征，夏斌提出了自己的金融理論體系。
他在解釋這個理論體系時說：貨幣、金融的本質是人際經濟活動中的一種“信任”。金融形式或現象可以千變萬化，不變的仍是一種“信任”。因此，在千變萬化中，人們必須把握貨幣、金融系統的四項特質：貨幣金融自身是一個復雜的四維系統；而且這個系統與生俱來存在著內在的擴張性和不穩定性，是一個動態的、不斷演化的系統，同時還存在結構上的非平等性。這是任何一國現代貨幣金融系統在實際運行中躲避不了的物質。
“藏匯于民”應政策先行
截至2010底，中國外匯儲備高達2.8萬億美元，面對巨額的外匯儲備，有人提出“藏匯于民”，但是在人民幣升值預期強烈的情況下，沒有人愿意持有外匯。如何解決？夏斌給出了他的觀點。
“‘藏匯于民’是外匯儲備多元化的重要一環，但是需要相應的配套政策。”夏斌說，首先，在外匯管理政策上要逐步轉向自愿結匯制；其次，應活躍國內的外匯金融市場，逐步拓寬居民持有外匯的投資渠道，提高其投資收益，減少其對外匯持有、投資的不必要顧慮；最后，要逐步放松國內居民投資海外市場的限制。
夏斌給出了四點建議：
一是在國內設立最初僅由本國居民參與的外幣債券市場。
二是允許外資企業在市場上發行本幣債券，鼓勵外資企業在A股市場發行股票籌資。同時放慢國內企業，尤其是資源型、戰略型、壟斷型企業的海外上市步伐。
三是逐步放松居民對外投資的政策限制。
四是加快放松國內企業境外投資、并購換匯等投資限制。
中國應逐步提高黃金儲備比例
《經濟參考報》記者注意到，《中國金融戰略：2020》書中有這樣一組數據：地球上16.3萬噸黃金存量中可交易黃金僅為17%。截至2009年9月，全球官方黃金擁有量2.4萬噸，其中美國8133.5噸、德國3408噸、意大利2451噸、法國2445噸，至2009年底中國持有黃金1054噸。在早已廢除金本位制的情況，本書作者建議中國應擇機增持黃金，這里究竟有何玄機？
“擇機增持黃金儲備，是為了謀求人民幣國際化這一戰略核心利益，構筑戰略性儲備。”夏斌將儲備黃金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他說：“你是否注意到，美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即使面臨巨大的財政困境，不惜大量印鈔也沒賣1克黃金，這就是黃金的戰略價值。”
“對于正在崛起的大國——中國而言，人民幣國際化是國家戰略所求，是大勢所趨，黃金儲備尤為重要。”
夏斌認為，一國信用貨幣要從國內貨幣走向國際貨幣，生產能力、貿易規模、金融市場的廣度與深度、幣值穩定等因素固然重要，但是一國是否具有相當數量的最后清償能力，仍是不可或缺的保障。從大國貨幣興衰的歷史角度看，不管是英鎊還是美元，在崛起之初，都充分看重這一最后清償能力的基礎創建。中國外匯儲備結構中增持黃金儲備比例，是從人民幣國際化的根本戰略出發，是為未來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最后確立打基礎、做準備的。不斷增持黃金儲備，應該是中國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必須始終如一的一項重大原則。
夏斌建議：第一，國家應修改、完善黃金管理規定。逐步放開中國企業、自然人在國際黃金市場的交易活動；允許境內企業參股投資國際采金礦業企業、從事黃金商業批發交易業務等。特別是對一些涉金國有企業，應盡快部署其增資擴股事宜。
第二，在整個“金融戰略過渡期”，內包括過渡期結束后的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國家相關部門應始終不渝地貫徹“逢低吸納”的方針。
第三，除了黃金之外，對于白銀等貴金屬，也應該根據市場行情，積極吸納儲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