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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西方可以成為樣板，我們看現在美國問題多大啊！我覺得美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性一點都不亞于中國。
他曾是鄧小平的英文翻譯。
張維為說鄧小平是對他影響最大的人之一：“他的話當時我不一定能理解，但是當我陸陸續續走過100多個國家之后，我才逐漸理解這位老人的大智慧。他的眼界非常開闊，他不會簡單著眼于一時一日之變化，他考慮的，總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長遠發展戰略。他有很強的順序感，什么該先做，什么該后做，他非常清楚。”
離開翻譯崗位之后，張維為選擇在世界各地游走，為的是，讓自己有更廣闊的視野，這也是他在鄧小平身邊獲得的啟示。
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當他選擇了一個新的視角之后，他對中國問題有了新的認識。“中國不是一般的國家，它有超大型的人口，有超廣闊的疆域，有超悠久的歷史，有超深厚的文化底蘊，有了這四個‘超’之后，中國的崛起就不是一般的崛起，是令人震撼的崛起。”
身在國外，這種感受特別明顯：“在歐洲，一國平均只有1400萬人，中國等于100個中等歐洲國家的規模，從這樣一個規模來看中國，不要說整個中國，就是一個長三角就讓他們震撼了。現在瑞士鐘表業出口到中國內地和香港市場的占其總出口的1/3，這個人口規模意味著在中國做什么事情都可能是世界第一。在中國，汽車的生產和消費都是世界第一，世界各大汽車生產企業都開始關注中國市場的變化，設計的理念也因中國而改變。如果以后中國電影市場再這么火爆下去，好萊塢一定會因中國而改變，會考慮中國市場的口味而改變他們的生產方式。這就是影響深遠的‘中國震撼’。”
這些思考，凝結為一本名為《中國震撼》的新書，現在身為瑞士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的他，希望通過這樣一本書，來探討“中國模式”的經驗與教訓。而對于西方，他認為我們要理性地分析：“一方面我們看到他們現代化、民主化的一面，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這些光環，是建立在殖民化、奴隸制度、鴉片貿易、世界大戰等灰暗歷史的基礎上的，到現在還在貪婪地從全世界吸金，沒有這樣的過程，西方就不成其為現在的西方。”
“總而言之，就是不要妄自菲薄。”他斬釘截鐵地說。
半杯水理論：你看的是哪半杯？
問：“中國模式”是否已經成型？有官員說“我們還在摸著石頭過河”，有學者指出，“中國模式”尚未到可以定論的程度，你怎么看？
張維為：我不覺得它已經定型，“模式”只是一個通俗的說法，我們也可以說它是中國經驗、中國道路，我都不介意，只是用來表述一種特定區域的特定發展之路。它沒有定型，但是它的基本思路已經非常清楚，而且我估計還會這樣走下去。我們有很多問題，但是，這是我們中國人創造的光榮，我們不要太謙虛。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市場，我們的發達板塊已經是不小的板塊，很多方面可以叫板西方發達國家，比如上海叫板紐約不成問題。上海的硬件——機場、港口、高速公路、地鐵、高鐵——全面超越紐約，商業繁華程度也比紐約好；軟件方面，比如說國際化程度，比如說人均壽命、嬰兒死亡率，都優于紐約，社會治安比紐約要好很多。這些就是中國發展的實績，要正視問題，但也不要太謙虛。
問：“中國模式”中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宏觀調控，可是我們看到，在中國，房價問題一直困擾著中低收入人群，溫家寶總理最近接受采訪時說一定要控制房價，但是2010年的“史上最牛調控”起效很不明顯，你覺得這算不算宏觀調控失效的一種表現？
張維為：對于房價，我個人的看法是，我們實際的經濟規模，要遠大于官方的統計。如果我們用購買力去計算的話，我們的購買力在1992年就超過日本了，現在應該是日本的2-2.5倍。這樣大的經濟規模，像上海這樣的經濟中心，房價怎么能便宜得下來？很難！現在上海的房價比東京還是便宜。所以我有這樣一個看法，實際上，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不太可能跌下來。因為這么大的經濟規模，意味著大量的富人集中到大城市中去，他們推高了房價，而當地的工薪階層就會感覺房價太高。如果用上海平均工資和房價比確實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但是這對于上海這樣的超大型城市不太適用，因為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有錢華人在上海買房，不幸的是，上海的普通老百姓的幸福指數就必然比不上重慶。
中國其實是機會最多的國家。我的“半杯水”理論是：在你面前有半杯水，你老是看的究竟是有水的半杯還是沒水的半杯？
問：日本在90年代經濟泡沫破滅后衰退了20多年，你覺得中國經濟有沒有泡沫？
張維為：有泡沫，現在我們所說的泡沫主要指的是房產。日本在20年前的特點是城市化已經完成，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70%左右，但是中國城市人口還不到總人口的50%，所以在今后一段時間里，每年還有2000萬左右人口進入城市，這是一個基本面。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保持較快增長，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還剛剛開始，更準確地說是從1998年的房改開始的，也就10多年的時間，中國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整體上，我對中國經濟是持謹慎樂觀的態度。
理性的政治體制改革
問：既然中國經濟取得了這樣大的成就，那么你覺得中國的政治體制是否需要進一步的改革？
張維為：政治體制改革是很必要的，但是一定要防止政治浪漫主義運動。想要畢其功于一役，希望通過浪漫的政治改革解決問題，那樣的想法太天真，沒有太大意義。一場政治革命之后，你會發現，世界還是老樣子，也許更糟糕，俄羅斯就是如此，我覺得還是要通過政治傳統來逐步演化，這是一種最穩妥的方式。像中國這樣的文明型國家，講穿了，它是一個“百國之合”。各個省就像戰國時期的列國，如今融合成了一個大的國家，但是這種融合必將承受分裂的危險。所以我們常說穩定的重要性，在中國，如果發生激烈的政治變革的話，這個國家很可能要解體。仔細看看中國近代史，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改革開放，中國持續的穩定時間，沒有超過8年或9年的，不是外國侵略，就是農民起義和內戰，再后來則是意識形態運動，穩定搞發展的時間很短。從歷史經驗來看，改革一定要穩健，不能走政治浪漫主義的激進路線。就像經濟體制改革一樣，走兩步退一步，摸索前進，都應該允許，誰一做就做成了呢？
有人說西方可以成為樣板，我們看現在美國問題多大啊！我給美國算了筆賬，“9·11”損失1萬億，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損失3萬億，金融危機損失8萬-10萬億，現在美國欠債10萬-20萬億，更何況美國所占據的人均資源是發展中國家的數十倍(中國的10倍左右)，為什么經濟發展也會出現很大的挫折？這其實歸根到底是深層次的政治體制問題，我覺得美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性一點都不亞于中國。
問：趙鼎新教授在接受采訪時說“現在是實行民主最好的時候”，你是否同意他的觀點？
張維為：我覺得非西方的國家采用西式民主沒有成功過，一個都沒有。比如印度和中國的差距太大了，20年恐怕都不止，就連最基本的婦女解放、土地改革、廢除種姓制度都沒有做到。孟買和上海的差距至少30年，民主質量是非常低的。中國模式的崛起意味著我們在民主問題上有自己新的思考，而不會照搬西方。我去過南斯拉夫，南斯拉夫解體前，當時他們的知識分子也很相信西方的民主，但是很快國家解體、戰亂頻仍，何談安居樂業？蘇聯解體前后我都去過，你看當時最主張西式改革的戈爾巴喬夫，他的口號曾經激動了一大批蘇聯人，但是蘇聯解體后，他在俄羅斯的民調支持率沒有超過1%，親西方的政黨支持率沒有超過3%，這教訓我們要汲取，我們不要陷入西方的迷失。
而西方的制度要好好反思。美國的汽車如果減少一半，美國制度肯定崩潰，他們占據了大量的資源，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才使得他們的制度得以維持。
問：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近十年來，學界的“改良優于革命論”不絕于耳，你持什么樣的態度？
張維為：這個觀點總體上我是認同的，總體上我們需要漸進改革而不是革命，尤其是現在中國的狀況下，因為革命的代價太大了。但是歷史無法改寫，發生就發生了。我們現在回頭看，很顯然，我們的革命先行者對中國的判斷是不夠準確的，所以接下來中國就陷入了軍閥混戰與混亂狀態。這里有很多經驗教訓值得汲取。中國這樣
“百國之合”的國家，革命的直接后果可能是分裂。
問：激進改革的一個例子是東歐，在《中國震撼》這本書里，你也用很多篇幅來描述東歐的現狀，東歐巨變之后，經濟發展停滯，城市和社會建設過程中也涌現出很多的矛盾和問題，你覺得主要的原因在什么地方？
張維為：主要的原因還是政治浪漫主義，以為一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解決。結果證明問題沒有那么簡單，社會轉變的過程是很復雜的。盡管東歐和西方的同質性要比中國高得多，但是這20多年走來，總體上來講，政治和經濟發展都很不理想。最簡單地來說，東歐的經濟總量整體上增加了一倍，而中國的整體規模增長了18倍。
更重要的是東歐國家所有的經濟命脈都掌握在西方手中，除了波蘭沒有完全私有化，一部分銀行還控制在國家手中，匈牙利、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家的銀行全都為西方資本所控制。結果金融危機一來，西方全面從東歐撤資。我們很多人沒有經歷過金融危機，金融危機什么意思？具體來說就是大家對銀行不放心，每天銀行只能取200美元或100美元，這時候就會發生恐慌。我們的國有銀行也有很多問題，但不至于說錢放在銀行里卻灰飛煙滅了。一切都可以比較，我們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但是如果和東歐比，我們做得還不錯，而且可以說好很多。
在這樣大規模的國家中進行改革，難免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以前英國、德國、法國的崛起，人口是千萬級，后來美國、日本是億級，到了中國，就是十億計算的人口大國，不可同日而語，其復雜性和難度都可想而知。就像拳擊比賽中重量級選手和輕量級選手，簡單的比較其實是不準確的。再打個不一定恰當的比方，瑞士的人口只有上海的1/3，也許算個小提琴手，阿爾巴尼亞也許可以算個小號手，而中國就像是數百人組成的超級交響樂團。所以我傾向于拿中國的板塊與歐洲國家比較，比如拿蘇州或上海和瑞士比。
問：中國經濟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舉世矚目，你在海外游歷這么多年，你覺得在最近十年，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看法有沒有大的改變？
張維為：西方有對中國的成見，而要扭轉這種成見是非常難的。所以我覺得不要太在乎別人，因為西方本質上不愿意見到一個強盛的中國，美國不愿意看到一個對手變得更難對付。我還是那句話：走自己的路。如果中國繼續強勢發展5-10年，西方國家一定會認真來研究中國模式，一方面是技術問題，一方面是戰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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