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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 吳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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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偉大實踐創造了人類歷史的奇跡，它使30多年前一個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國家，迅速成長為今天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學家周其仁在回顧改革開放30年時，認為鄧小平做的最偉大的事情之一，就是把企業家請回了中國。周其仁還說，改革開放前后中國社會階層構成中唯一的變化，是前面沒有企業家這樣一個群體，后面出現了這樣一個群體，而這個群體一經出現，就不可避免地成為歷史的創造者，成為中國建設市場經濟和商業文明的主角。
姑且回避到底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人民創造歷史這樣的爭論；至少，應該沒有人會否認，企業家是我們這個社會學習能力最強、進步最快、最活躍、最有成就感的群體之一，是今天這個時代創造價值最大、承擔責任最多的群體之一，更是中國30年來經濟快速發展、市場持續繁榮、硬實力奇跡般躍升的核心支撐力量。
但是，站在轉型的時代大背景之下，企業和企業家還遠未達到和社會完全水乳交融的程度，2010年爆發的一系列企業和消費者、中小股東、媒體等利益相關者的沖突，不得不讓人深刻反思企業與社會的關系：到底我們需要一種什么樣的企業家精神？
企業倫理意識缺失 中國企業家最脆弱的環節
總體說來，當前的中國企業家依然普遍缺少一種對利益相關者的充分重視，更缺少必要的尊重。我們很少會意識到真正決定一個企業成敗的關鍵是企業倫理，或者說是企業倫理帶來的結果。
回望剛剛過去的2010年，遍地的“沖突”讓企業和企業家群體備受爭議，也讓本來就樹欲靜，而風不止的商場更增添了幾分硝煙的味道，360和騰訊之爭，反映了中國企業之間不斷升級的沖突；國美“陳黃之爭”放大了企業創始人和職業經理人之間的沖突；奶粉和牛奶系列事件代表了企業在追求利潤與質量之間的沖突；富士康員工“連環跳”惡化了企業與員工的關系，資本與勞動力之間的沖突；巴菲特、比爾·蓋茨兩個美國的富豪赴中國“勸捐”，又體現了企業富豪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沖突……
“上述的這些‘沖突’，歸根結底都反映了企業倫理的缺失。”賽迪顧問副總裁秦海林博士認為，這恰恰是許多中國企業真正脆弱的地方。
對企業倫理的關注始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美國，簡單來說就是指企業應該如何處理與其利益相關者的關系。在許多西方學者看來，由于企業的存在具有社會性，因而它必須考慮到對利益相關方的責任，諸如股東、員工、客戶、供應商等等，其活動的開展應當有利于大多數人的幸福。企業必須認識到，它是通過各項經營活動，表現出為人類和社會的發展作出貢獻而存在的。“在西方，企業倫理的高度往往決定著企業經營的成敗，不同的企業倫理意識，決定了企業的市場表現，決定了企業的效益，進而決定了企業的生存和發展。”秦海林說。
不過，就中國來說，“重利輕義”似乎是人們貼給商人的主要標簽，中國民間也一直存在著“無商不奸”和“無奸不商”的說法。
改革開放造就了中國經濟騰飛的奇跡，我國用30余年的時間走過了西方企業300年成長的道路；但是，如此快速的發展，也必然會給中國企業和企業家們帶來一系列成長的煩惱——企業倫理建設便是其中的一個。
舊有的商業文明體系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倒塌了，但新的價值觀念還遠未建立和成熟，這導致在現實中，礦難、污染、暴利、尋租、蘇丹紅、三聚氰胺……屢見不鮮。
2010年，礦難事件仍在中國接連不斷的發生，據中國煤炭資源網統計，自2010年1月5日至2010年12月7日，中國發生重大礦難事故23起，死亡522人。
2010年，紫金礦業污染事件在幾個月之后以行政處罰作了尾聲，但對于附近水域的嚴重污染，給水產養殖戶帶來的損失，卻始終沒有給出合理的賠償方案；而在大連灣漏油事件里，中石油一句“次要責任”把自己摘得干干凈凈，沒有給當地受災漁民任何賠償，更不用說擔負生態破壞的責任。
此外，還有諸如“毒奶粉”、“假疫苗”、“樓躺倒”等等事件，無不灼痛了我們的雙眼，震撼了我們的心靈。如果企業所創造的財富是以工人的生命、以環境的破壞、以漠視其他群體利益為代價取得的，那么企業又與劊子手有什么區別呢？
有的人認為，之所以目前許多企業抱定“經商就是拼命賺錢”的思維模式，將企業的贏利目的與企業倫理的要求隔絕開來，主要是因為塑造企業倫理、承擔社會責任會使其有限的資源處于更加分散利用的狀態，從而削弱企業的經濟績效。
“這種看法無疑是荒謬的，”秦海林認為，企業具有的誠實、公平、責任感等道德品質對于建立良好的聲譽是至關重要的，而良好的聲譽可以幫助企業吸引商機，吸引預期客戶，吸引雇員與投資者，從而在不斷增長的潛在收入與市場份額、更廣泛地獲取人才與思想以及降低招聘、營銷、融資的成本中獲得經濟回報。
西方學術界大量的研究也表明，恰當的社會責任行動不僅不會削弱、反而會強化企業的經濟績效。某研究機構曾對美國企業雇員和32個國家企業的雇員進行調查后發現，企業倫理價值觀與雇員的忠誠也是有聯系的。
“在現代西方社會，企業一旦涉及經濟或社會丑聞，即使不跌出市場經濟的舞臺，也會在市場中失去強勁的競爭實力，安然、世通等公司的結局就是最好的例證。”秦海林認為，基于這一認識，對企業的各種經營行為提出倫理方面的要求，不僅不是多余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
因為與360的紛爭，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在2010年飽受輿論重壓。“他(馬化騰)生平頭一次就這種事情內部全員發郵件進行反思，征求多方意見和建議，這才有了后來的轉型打算。”負責網游運營的一位騰訊中層告訴記者。
在2010年12月舉行的第九屆“中國企業領袖年會”上，馬化騰宣布在進行深刻反思后，騰訊將從即日起步入為期半年戰略轉型籌備期，轉型原則是開放和分享，轉型辦法就是廣泛聽取社會各界包括意見領袖，包括很多人的建議忠告和批評。
同樣深刻自我批評和準備轉型的還有萬科的董事長王石，2010年王石領導下的萬科，剛剛成為“調控年”下第一家年銷售額達到千億級的房企。萬科公告披露，截至2010年12月1日，萬科已累計實現銷售面積830.7萬平方米，銷售金額1000.6億元。
面對這樣的成績，王石卻對企業提出了嚴肅的批判，“雖然經過了20年萬科的建筑從規劃、品牌、影響力、設計理念上都有所提高，但我們在設計訴求上大大地退步了，從以消費者為導向變為以利潤規模為導向。我相信，如果不回歸以消費者為導向的設計訴求，當萬科達到銷售額3000億元以后，就是萬科房子被消費者拋棄的時刻，萬科在葬送自己。”而對于轉型，王石談到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從追求利潤轉變為追求技術科研為導向，一方面是從簡單的建房賣房向市場服務上轉。“消費者導向永遠是第一位的。”王石說。
對于追求利潤和社會責任之間的平衡，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云表示首先要端正心態，“是為了賺錢順便做好事，還是希望為做好事同時賺錢，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心態。所以，我堅定不移地認為，以商業的心態去做事已經不行，必須是以公益的心態、商業的手法才能成功。”馬云說。
中國式慈善大討論 慈善不僅僅是捐款
如果有朝一日承擔社會慈善義務像打高爾夫那樣成為企業家及整個精英人群的時尚，企業家群體的成熟度和社會的和諧度必將有明顯提高。
慈善，應該是2010年中國經濟的關鍵詞之一，這不僅因為兩位重量級的美國富豪不遠萬里跑到中國來勸捐，更因為江蘇黃埔再生資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光標和愛國者電子科技公司總裁馮軍相繼高調表態的裸捐。
不過，“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這句美國鋼鐵大王、慈善家卡耐基臨終前告訴世人的體悟，對大部分依舊堅持“財不露白”的中國企業家來說，無疑仍是一種無法被接受的觀念——根據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2005年的一份統計，在工商行政部門注冊的1000萬家企業中，99%的企業從未有過慈善捐助記錄。
也許正因為如此，陳光標們的行為在贏得尊重的同時，也有不少人孜孜不倦地試圖挖掘他的“原罪”，質疑他的動機，嘲笑他的做秀。但是，多年來累計15億真金白銀捐款的投入，社會是不是該首先真誠地為他喝一聲彩，相信他是從心底深處認識到“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就不再屬于個人，而是屬于社會”的道理了呢？
其實，拋開一切個人因素和口水戰，陳光標不過是選擇了一種生活方式而已。他也有權利選擇。富豪家產融入社會，大致有兩條路走，一是發展家族企業，末了或被子孫敗了，或股權稀釋變成公眾公司；另一就是捐款做慈善，從開始就主動奔向公眾。從1978年到現在，我國的第一批企業家大多已到了退休的年齡，到了考慮處置自己財產的時候了。陳光標能做到提前嘗試散財，這也是一種幸福。
當然，并非一定要公開捐款才能給民營企業貼上“社會公民”和“慈善”的標簽，回饋社會有著多種方式，錢財并不是是唯一的標準。
美國著名管理學家卡羅爾曾以一個金字塔來描述企業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塔基是企業的經濟責任，即企業通過正常經營來創造財富。其次是法律責任，再次是倫理責任，塔尖才是慈善責任，即企業可以將一部分財富自由地投入到社會某一領域之中。
按照這樣的順序，企業承擔社會責任還是應該從點滴做起，量力而行，尤其是針對仍處于成長階段的中小企業來說，最重要的社會責任還是經營管理好自己的企業，在遵守法律、倫理經營的前提下盡可能多地為社會創造財富。
“我們最不希望看到的現象是：企業老板開著奔馳寶馬到處參加慈善捐款活動，員工們卻在簡陋甚至危險的環境中加班加點地干活，甚至還拿不到工資。”秦海林認為，目前我國還有不少企業存在著勞動合同不規范、工作環境惡劣、超負荷工作、生產假冒偽劣產品、污染環境和資源浪費等問題。若這些位于塔基的事情都還沒有解決好，何以奢談高層次的社會責任問題？
“陳光標裸捐是一個壯舉，我們應該向他致敬，但它更像是一種精神引導，它不應該成為每一個民營企業的行為準則。”浙江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長鄭宇民說。
而在新晉中國首富宗慶后和商界風云人物馬云看來，一個企業最大的慈善和社會責任就是傾盡全力發展企業，成為像微軟這樣偉大的企業，從而解決更多人的就業問題、上繳更多的稅收、提供更優質的產品或者服務。只有這樣，才能夠給人民帶來更有尊嚴的生活。“我的企業有十幾萬員工，我把這十幾萬員工安排好，讓他們無憂無慮已是最大的慈善。”這是宗慶后擲地有聲地表白。
鐵肩擔道義 中國企業家的成人禮
從SARS到伊拉克戰爭，從印度洋海嘯再到國內的汶川大地震，企業家們除了日常努力做好自己的企業外，開始有意識地抓住機會奉獻愛心、群體行動，一次次展示他們集體人格的力量。
雖然步調并不一致，但總體來說，中國的企業家們正努力經歷著從一個純粹的“經濟人”逐漸向有責任感的“社會人”轉變。孔子早就說過，利之本在于德與義。許多成功的企業家在積累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在思考著義利兼顧、扶危濟困、反哺社會的意義，這一切改變可以從近年來風靡的各種各樣的“企業公民排行榜”、“最受尊敬的企業排行榜”、“中國最佳雇主排行榜”中得到體現，而諸如海爾、華為、聯想、美的等企業，當屬翹楚中的翹楚。不難設想，人們因為推崇張瑞敏、柳傳志的人格魅力，所以會更加喜愛海爾、聯想的企業品牌和產品，而這種宣傳效果是花再多的金錢也買不來的。
《阿拉善宣言》里說：“為什么我們企業家要從五湖四海來到阿拉善沙漠，為什么要成立一個阿拉善SEE生態協會并籌建SEE生態基金會參與中國治沙塵暴的事業。因為我們心中有希望和夢想，我們希望中國的經濟越來越發達，我們希望人民越來越富裕，我們希望人與人之間更加友善、和諧，我們希望中華大地山清水秀一片生機勃勃，我們希望世界人民共同生活在一個美麗的地球村上。我們夢想著一個人人有機會實現自己心愿的大同世界，我們愿意盡自己所能，努力將這樣的希望、夢想一步步轉化為現實的存在……”
中國的現代化將持續面臨環境的壓力，經濟與生態的雙重壓力要求企業家自覺的將企業發展和環境保護共同納入，我們要尋求經濟增長和環境增長的統一，要求我們探索中國的經濟道路。新的時代、新的問題、新的價值觀，要求我們不斷的超越自我身上的不足和局限；要求我們培育新的價值觀、新的理想和新的人格，新的行為風范。我們愿意以自己的熱情和實踐開拓這樣的探索，我們希望中國更多的企業家參與到這樣的探索和實踐中來。
人生苦短，應該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留給后人，作為現代中國的第一代企業家，我們的一生所思所為，無論是好是壞、是美是丑永遠地留在歷史的遺跡中。
蒼天在上，此心可表，此情可證，我們將自己呈現給世界，讓歷史來檢驗我們。”
2004年6月5日，近百位為北京乃至整個東亞的沙塵暴憂心忡忡的中國企業家，來到了內蒙古阿拉善騰格里沙漠，就在沙漠腹地的月亮湖邊，他們以集體的方式宣布阿拉善SEE生態協會正式成立，并共同發表了上述宣言。
這并不是一群富豪一時的心血來潮，六年來，阿拉善SEE生態協會取得了一系列了不起的成就：SEE不僅在烏蘭布和地區200畝梭梭林保護、有效防范沙塵暴項目上取得了成效，成為中國最專業的治沙NGO機構，而且在扶植中國民間NGO建設方面成效卓著，阿拉善SEE協會被很多NGO認為是制度建設的樣板；在2008年還取得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咨商資格”，有權參加聯合國環境方面會議，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和贊揚。
2009年9月，在新浪網等幾十家媒體聯合發布的共和國地標評選中，阿拉善生態協會被選為2004年共和國地標。因為它代表著“中國新興的企業家階層努力承擔社會責任的嘗試”。
聯合運通投資董事長張樹新在一次采訪中，表達了這樣的思考，“我們對整個社會新思潮的引領，能否變成一種社會責任和使命？希望再過20年，我們這些人不只是因為有財富才被人懷念，而是因為我們的精神風貌和對社會的影響力。”
談到自己幾年來參與阿拉善生態協會的感受，張樹新說，“把公共精神，真的轉化為公共組織，然后形成公共能力，最后對中國公民社會的成長起到該起的作用，我覺得我們就沒白做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