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末，美國《外交政策》雜志公布了本年度“全球百大思想家”的排名，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緊跟美國總統奧巴馬位居第四，壓過排名第五的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周小川入選理由是“掌握著世界經濟的命脈，對世界經濟的穩定非常重要”。
曾有金融界人士戲言，掌握著2.6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周小川在國外更“呼風喚雨”，他的一舉一動時時刻刻都影響著國際市場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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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 李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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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的一言一行也在國內市場激起層層漣漪。一直強調逆周期調控的他，在2010年中，他執掌的央行率先拉起了緊縮的序幕。在2010年初信貸“失速”之時，周小川果斷地上調了準備金率，并持續地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回收流動性。雖然，在2010年中一度因為歐債危機而放緩了緊縮的腳步，但央行在2010年3季度趨勢明朗后又重啟收縮，全年六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兩次加息，無不顯示出其恢復“穩健”的決心。
周小川還是個堅定的改革者，從國有銀行改革開始，外匯體制改革以及最近經常提起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都是他力主開辟的“戰場”。最近，央行又多次吹風，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可以預想，在2011年，改革將是周小川的主基調。
貨幣政策加速回歸穩健
2010年的中國經濟，穩固回升，勢頭平穩。但隨著美國的兩次定量寬松，以及國內信貸的超高增長，中國的流動性過剩壓力越來越大，通貨膨脹也不期而至。2010年11月，高達5.1%的CPI漲幅超出了大多數機構的預料。與此同時，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黃金價格也節節攀升，接近和超過了金融危機前的高點，這些都可能成為推高新一輪通脹的動力。
作為央行行長，穩定價格是周小川的天然使命，他自然成為了中國抗通脹的旗手。央行兩次加息、六次調整準備金率，讓市場充分感受到了其防通脹的決心。但回顧2010年年中之時，歐債危機爆發，中國經濟增速回落。周小川“收”與“不收”選擇兩難。
2010年的貨幣政策調整一波三折。進入2010年1月，商業銀行突擊放出大量信貸，新年第一周新增貸款高達6000億元。為了遏制這種貸款沖刺，央行隨即上調了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這次調整超出市場預期，外界認為這顯示了央行流動性管理的決心。但是，這種頗具前瞻的貨幣收縮阻力頗大，由于2009年4萬億元投資計劃涉及到大量國有項目和商業貸款，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回歸正常化道路困難重重。
在2010年底接受央視采訪時，周小川亦直言，“我覺得多數央行的政策工具，都存在兩難。因為這個經濟體首先就有不同的利益主體，你想使手里少數幾項貨幣政策的工具，滿足所有不同利益群體的要求，是很困難的。拿匯率來理解，匯率升高的時候，出口者可能抱怨，進口者說這個可能有好處，他的東西可以賣便宜點，市場打大一點。”
“除了利益群體以外，還有整個對整體經濟，比如說可能對增長好，對物價不一定太好，這種大板塊上需要權衡。再有就是時間跨度上，有些政策短期看好，但是對中長期不見得有利。而另外有一些中長期有利，短期可能還要忍受一點代價，所以這些都表明了這種權衡或兩難的關系。因此，所謂宏觀的決策，就是站在更全局的立場，更總量的立場，把近期和中長期結合起來，綜合考慮，作出權衡。”周小川說。
不過，周小川還是在兩難之中作出了選擇。在第三季度經濟數據公布之時，央行扣動加息扳機，決定自2010年10月20日起一年期存貸款利率上調0.25個百分點。但是由于2010年加息時機的一拖再拖，各方紛紛把高通脹的主要原因歸咎于貨幣超發。
在爭議中，央行開始加大收縮力度。2010年11月2日，央行三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明確指出“引導貨幣條件繼續回歸常態水平”，隨后存款準備金率再次上調0.5%。
直至2010年12月，中央定調——2011年將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增強宏觀調控的針對性、靈活性、有效性，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正式退出舞臺。
對于2010年的政策力度和節奏，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巴曙松認為，今年一季度可能啟動密集緊縮政策，以緩解物價壓力。這些緊縮政策可能包括上調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利率及匯率。
野村證券最新發布的《中國經濟預測報告》預計，2011年CPI將達到4.5%，2012年為5%；2011年中國將進行4次對稱加息，1年期存貸款利率每次上調25基點；2011年存款準備金率5次上調，每次上調50個基點。野村證券亞洲區經濟研究部中國經濟學家孫馳預計，在2011年第一季度，中國會進行一次加息和兩次存款準備金率的上調。
利率市場化重起步
在貨幣政策重回穩健的同時，央行的利率市場化改革也將提速。央行1月4日發布了一份名為《關于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的若干思考》的周小川講話稿。周小川稱，要有規劃、有步驟、堅定不移地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
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啟動較早，過去10年來，我國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步伐從未間斷：在外幣存貸款利率方面，逐步放開了國內外幣存貸款利率；在人民幣存貸款方面，放開了貸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擴大了銀行的貸款定價權和存款定價權；在企業債、金融債、商業票據方面以及貨幣市場交易中則全部實行市場定價，對價格不再設任何限制；近年擴大了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的利率浮動范圍。然而，利率市場化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存款利率市場化一直未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在近段時期陷入了停滯。
不過，周小川的這一表態被視為利率市場化加速的信號。不得不讓人猜測，今年利率市場化改革應有新動作。周小川指出，利率市場化是發揮市場配置資源作用的一個重要方面。要選擇具有硬約束的金融機構，讓它們在競爭性市場中產生定價，直至放開貸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將利率定價權更多地賦予金融機構。
對于未來如何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周小川建議，要選擇具有硬約束的金融機構，讓它們在競爭性市場中產生定價；要按照宏觀審慎管理的要求，確立達標金融企業必須具備的硬約束條件；要考慮逐步放開替代性金融產品的價格。
巴曙松認為，我國的利率市場化過程應該會是循序漸進的，選擇風險控制能力較強、定價水平較高的中小銀行是央行選擇試點銀行的必然選擇。他指出，整個商業銀行體系完全的利率市場化預計仍然需要時間，并取決于對試點情況的觀察和評估。同時，利率市場化的推行需要完善市場基準利率體系，完善銀行存款保險制度，完善金融市場監管機制，直接融資應當具有相當市場規模，市場化定價的金融工具規模不斷擴大。
漸進式的人民幣匯率改革
在周小川的數項改革中，不得不提的還有匯率改革。周小川日前在接受央行主管的《中國金融》雜志采訪時表示，近年來，資本項目外匯管理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可兌換程度不斷擴大。下一階段，將進一步深化資本項目外匯管理改革，加強跨境資本流出入的統計監測分析，在有效防范跨境資金異常流動風險的前提下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
就具體的改革進程而言，周小川認為，一是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的著力點將放在目前部分可兌換或不可兌換的項目上，主要措施包括：以直接投資便利化為出發點，率先實現直接投資基本可兌換；以便利跨境融資為重點，加快改革對外債權債務外匯管理；以擴大個人用匯自主權為著力點，進一步放松個人其他資本項目跨境交易；以資本市場開放為重點，進一步提高證券投資可兌換程度。二是在繼續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進程中，對現有的資本項目法規進行整合，逐步構建簡明清晰的資本項目外匯管理法規體系。三是強化跨境資金流動的統計監測和預警，防范跨境資本流動風險。
自周小川上任伊始，伴隨著他的就是人民幣匯率之爭。2003年，周任央行行長不久，全球掀起一股要求人民幣升值的風潮。2003年9月初，美國財長斯諾訪華，公開要求人民幣升值，一時間，國際上形成了逼迫人民幣升值的強大輿論氛圍。此時，周小川表示，將保持人民幣幣值穩定，同時推進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
2005年7月，央行啟動人民幣匯率改革，宣布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不再單一盯住美元，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浮動匯率制度。但在金融危機爆發后，央行又恢復了實際盯住美元的匯率機制。
隨著國內經濟的好轉以及經濟結構轉型的需要，2010年6月，央行宣布重啟匯率改革。這一系列的政策變動剛好和國內經濟相契合。
在談到人民幣匯率問題時，周小川曾將中國匯率問題的研究比喻做有“中醫”和“西醫”之分。西醫治病有一定的理論和實證基礎，所以認為某一味藥有效，而且服后很快見效。中醫則是開一副藥，可能一副藥里有10味藥，是一個稍微慢的療法。中藥通常是一副藥里要有好幾味藥，分別具有不同的功能，同時配合起來達到總的療效。就緩解中國的國際收支不平衡，特別是貿易不平衡來說，需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結構調整，減少對外部需求的依賴性，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消費內需和發展服務業。這些舉措都類似中藥，是好幾味藥，匯率也是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一味藥。
采用中醫的比喻有三層含義：一是不選擇激進的休克療法，而是選擇漸進療法；二是不指望一個單項措施起到特別大的作用；三是在反饋的基礎上進行動態調整和允許試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有利于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有利于增強宏觀調控的主動性和有效性，有利于維護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和國際經貿環境，”周小川指出。
周小川將中國正進行的匯率改革比作是“摸著石頭過河”，要不時看一看前一步的情況和市場的反饋，看是否真正達到了預期的效果。他表示，要豐富調控手段，繼續深化金融機構改革、利率市場化改革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提高經濟主體對貨幣政策的敏感性，增進與市場和公眾的溝通，合理引導預期，確保貨幣政策及時有效傳導。
改革先鋒的成長之路
周小川作為央行行長的身份廣為人知，但是少有人知道他是中國人民銀行第一位具有博士頭銜的行長，至于他的身世與業余情趣更是鮮為人知。
接觸周小川的人都覺得他非常具有親和力，溫文爾雅。周小川愛好廣泛，不但愛好西方歌劇，善打網球，而且是身居高位并在西方學術期刊上多次發表過論文的一位中國高官。
周小川是清華經管學院系統工程專業最早的博士生之一。自1999年起，他作為清華經管學院的兼職教授、金融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已在清華大學招收博士研究生10余名。周小川身負國家重任，公務十分繁忙，但他恪守師責，盡其所能對學生的學習和研究工作進行指導。
最能說明周小川經濟學家本色的是，周小川所著《走向開放型經濟》一書獲1994年度“安子介國際貿易著作獎”，論文《企業與銀行關系的重建》和《社會保障：體制改革與政策建議》分獲1994年、1997年度中國經濟學界最高榮譽獎“孫冶方獎”。
周小川之所以從事金融工作，一定程度上受父母影響，“我的父母長期都在工業部門從事經濟工作，受他們的影響，我從小就對經濟問題比較感興趣”。周小川的父親周建南1937年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抗日戰爭爆發后走上革命道路。解放后曾任一機部副部長兼對外經濟聯絡總局副總局長，一機部機械研究院院長。后從事調查研究和參謀顧問工作，是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顧問。
自上世紀90年代初涉足金融界，周小川先后任中國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中國建設銀行行長。普通百姓認識周小川，更多的是他在證監會主席的任上。隨著中國資本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的發展，中國證監會主席也處于輿論的焦點。證監會主席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被媒體和市場所關注。周小川2000年任中國證券監督委員會第四任主席，任命宣布當日，滬深股市大幅高開，歡迎這位新銳的改革派官員。
2001年在全球最大商業雜志《商業周刊》的“亞洲之星”評選中，周小川入選“決策者之星”。評選委員會認為，在周小川履新以來，證監會出臺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
2002年12月，周小川被任命為央行行長，再次被推到了中國金融改革的前沿。此時對國內經濟領域而言，金融改革仍是最急迫的問題。周小川的上任，使得央行行長一個原本遠離“公眾”的角色一次次成為“公眾人物”。2008年3月，周小川再次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人們期待著他能夠自如地駕馭中國的貨幣政策。
不過，在最近的這幾年，周小川在輿論是是非非的爭議中一路走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國內經濟過山車式的劇烈起伏，都讓他承受著巨大的壓力。2008年9月14日，雷曼兄弟破產，第二天，中國央行降息，正在進行的宏觀調控緊急著陸。2010年下半年，在美國及歐洲日本繼續實行經濟刺激政策的同時，中國央行釋放出收緊貨幣政策的信號，六調存款準備金率，兩次加息，無不顯示出其魄力和決心。
語錄
比如打仗，固定匯率就好比是手上的一個盾牌，得拿住堅持不動，否則就會受到影響和沖擊。因為你一動搖，就等于給出一個信號，使攻擊者發現弱點，有機可乘。浮動匯率對待危機的邏輯就不一樣。它相當于一個海綿墊子，你要打進來，可以，但不讓你打到我，你撤的時候我再夾你一下，就好像游擊戰一樣。所以，這兩種匯率制度的思維方式和防范外部匯率沖擊的能力是不一樣的。
——周小川在“2005年中國銀行家論壇上”的發言
不能讓老百姓手里的錢毛了。
——2007年周小川在分組審議十七大報告的發言
匯率問題若被政治化是不利于解決。
——2010年3月6日，周小川在人民大會堂三樓金色大廳就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問題答記者提問時稱
加息是兩難選擇。
——2010年12月，周小川接受央視專訪時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