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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教育制度在香港吵得熱鬧：要不要改？怎樣改？要用母語還是英語教學呢？憑什么準則決定？由誰決定？考試的規(guī)例如何，試題的規(guī)格如何，教法的管制又如何？一時間不少教育專家跑出來表達意見。
毋庸諱言，我歷來對教育專家不認同。事實上，我對英國十九世紀的教育大師密爾有反感，認為他把自己的天才兒子教壞了。不是教育專家，我的本領是古今中外的學問可以擺擂臺，要是敗下陣來還可以拿出多項其他玩意表演一下。我的意識是同學們也有機會做到，但他們要拜我的方法為師。是另一種功夫，昔日有人嗤之以鼻，今天有人嘖嘖稱奇。都不重要。重要是好玩，夠瀟灑，用得著。學問沒有快捷方式。求學是苦事。我的方法是學時有趣，見到成果，走少了冤枉路。
也毋庸諱言，我不是英文專家。英文中學差幾年才畢業(yè)，英語文法錯得一團糟！有什么打緊呢？我的英語下筆成文，毫不賣弄，流暢自然，清楚明朗，寫好初稿交給懂文法的朋友修改一下就是了。二十世紀經濟學行內的英語文筆第一把手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曾經問：“你的英文寫得氣若奔雷，文采煥然，是誰教的？”我想也不想就回應：“我背誦你的文章呀！”跟著在他面前大聲朗誦：“The criterion
of congruence with reality should have been sharpened—sharpened into the
insistence that theories be examined for their implications for observable
behavior…...”他聽得開心，過了幾天用鋼筆寫下那段文字送給我。
說實話，我的英文到今天還是寫不出施老兄的文采，還是寫不到sharpened into the
insistence那個水平。故人已矣，恨不得他還在，懂中文，能讀到區(qū)區(qū)在下的中語文章。2003年1月30日我發(fā)表《我學英文的方法》。朋友曾經勸我不要“撈過界”，開罪了英文專家，但我終于禁不住寫了。題中加進“我”字，意思是說非專家的方法，同學們要打個大折扣才讀。想不到，該文今天在一個文字網(wǎng)上風行，同學們視之為秘笈，搶著讀。
教育有什么專家呢？說過了，屢遇明師是我平生最幸運的際遇，但遇到的明師們可沒有一個是教育專家。他們只是不小看我，對我關心，給我說說他們的經歷故事，這里那里提點一下。1999年3月13日我發(fā)表《不是專家談教育》，惹來爭議，據(jù)說有些地方為該文開研討會議。重要是有學問的朋友一致說該文對，對得非常對。
不是專家，但為人師表48年，自己養(yǎng)兒育女，不可能對教育一無所知。我教青年只憑著兩點。一、對他們關心；二、把自己的經驗所得對他們說。關心學子是人之常情，每個長者都可以做到，但說到經驗我倒可大書特書。在《五常學經濟》那集子內我寫下了自己求學經歷的大概。
《吾意獨憐才》收集及整理的文章不是作者求學經歷的本身，而是殺出重圍之后老人家的回顧。跟《五常學經濟》不同——沒有一篇重復——《吾意》是寫到細節(jié)去：當年怎樣帶球進攻，怎樣過關斬將，怎樣埋門扣射，都有敘述及分析。其中論方法，談經驗，評制度，教語文，說教養(yǎng)，發(fā)牢騷——這些加起來是相當詳盡的教育之道了。是個人的看法，非專家之見也。
故事算神奇吧。少年時讀書不成——不是一般的不成，而是很不成。兩次被逐出校門，小學、中學都沒有畢過業(yè)。近24歲才在美國進入大學本科一年級，外籍學生英文試千多個考生老夫成績最差。為水平太差的外籍學生而設的英文班，老師開門見山，說那班從來不給“A”，因為有可能拿“A”的不會被分派到那里。他教造短句，教用簡單的動詞，學生要天天交功課。我每句只用幾個字，有主詞，有動詞，有受詞，跟著就是句號。老師是個老頭子，學期完結后在校園相遇，他說教了那班十多年我是唯一拿到“A”的學生。幾年后我才知道，老頭教的是《圣經·創(chuàng)世紀》開頭的英文。
凡試必敗轉為凡試必勝，香港的親友無不嘖嘖稱奇，紛紛說美國的大學容易讀。其實不易，只是美國的教授喜歡我思想時天馬行空，鼓勵我這樣做。是同樣的一個人，教育制度不同學與問都改變了。其實美國的大學制度不一定高出那么多。我是際遇好，在那制度下遇到好老師及好同學，受到感染，上蒼賜予了什么一下子就發(fā)揮出來了。美國的教育制度跟香港的主要不同處，是前者我可以碰中給我啟發(fā)而又鼓勵我發(fā)揮自己的師友，而香港的制度卻不可能碰中。不是師資不足，而是在政府及專家左管右管的制度下老師無從發(fā)揮他們的啟發(fā)與感染力。今天內地的大學也不可能讓學子碰中吧。我希望《吾意》這本結集能給內地的同學提供一條有機會“碰中”的路。
近24歲念大一是讓同學5年多，29歲在長灘作助理教授大約讓兩年，30歲獲加州最佳教授獎是追成平手，33歲在西雅圖華大升為正教授是勝出好幾年了。要是我沒有花上3年時間找尋博士論文的題材，可以加速3年，但沒有這3年的尋尋覓覓，我不會寫出《佃農理論》。
因為自己的經歷，我從來不小看一個成績不好的學生。上世紀七十年代，有十多個在香港沒有大學收容的學生到美國跟我求學，成績一律不錯，而讀得出色的約一掌之數(shù)。前前后后每個我親自教兩個小時，其實是罵了兩個小時。故事真實，我在《不是專家談教育》一文中有提及。
十年前在香港出版過另一本《五常談教育》，其中有些文章這里重復。《讀書的方法》與《思考的方法》是不能不重復的。《吾意》中的大部分文章是《五常》之后寫的。增加了那么多的選擇，當然是《吾意》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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