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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 戚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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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民間財富的積累以及對外交往的頻繁，一股以投資和商業發展為特征的新移民熱正在涌動。與歷史上前幾次海外移民潮不同的是，此輪新移民熱的移民者都有一定的經濟基礎，移民不再是謀生的被迫選擇，而是為更好地發展和融入世界。”
兩股力量助推投資移民數量迅猛飆升
2003年以來，國內能源、房地產、股市領域壯大起一批民營企業，民間財富迅速積累大大降低了中國人申請投資移民的門檻。
2000年到2004年，由于各國收緊移民政策以及蔓延全球的非典疫情，中國的海外移民規模整體經歷了一段低潮。然而從2006年開始，一波又一波的中國需求推動幾乎所有移民大國的投資和商業類移民業務強勁攀升，這一趨勢被金融危機催化到了火爆程度。
根據美國國土安全部的統計數據，從2007年度到2009年度，盡管中國內地移民美國(獲得永久居留權)的總數沒有明顯變化，但投資類移民數量可以用飆升來形容。2009年度，美國批準中國內地的投資移民1971宗，占當年總數的53%，這一數字比2008年度美國全部投資移民批準量(1360宗)還高出45%。
從2005年開始做美國投資移民業務的上海中智國際商務發展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王紅說，公司這幾年的業務量直線上升，去年開始明顯感到美國方面的審批周期延長了“以往只要等18天，現在要等2個月，說明中國這邊申請的人多了。”
美國的數據并不是孤立現象。《經濟參考報》記者從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移民中介機構了解到，2008年加拿大批準投資移民超過1萬宗，比2004年增長6成，其中70%來自中國內地。近幾年澳大利亞商業移民每年的名額是3500人，而來自中國的申請量就能達到2000人左右。2003年10月份出臺的香港投資者入境計劃在第一年的申請量不到500宗，2007年達到1800宗，2009年達到3391宗，其中76%來自中國內地。
如此活躍的海外投資移民背后有兩股助推力。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行業協會會長齊立新說，2003年以來，國內能源、房地產、股市領域壯大起一批民營企業，民間財富迅速積累大大降低了中國人申請投資移民的門檻“投資移民動輒幾百萬元人民幣的投入在過去難以企及，而如今國內一線城市隨便一套100平米的住房都要超過300萬元了。”
另一個原因就是金融危機大大加劇了各國對投資移民的開放力度。2008年美國政府為應對銀行資金不足，啟動了以綠卡吸引外國人直接參與美國國內投資項目的計劃。目前僅活躍在北京市面上的各種美國投資移民項目就有近百個。美國紐約市一個投資移民項目管理總經理格里格說，他們的項目啟動不到三個月就吸引了70名中國投資人(每人50萬美元)，他們的業務重心已經轉向中國，未來還要繼續增加在華人手。
不為謀生，而為發展
以前都是越窮的地方移民出去的人越多，賺了錢馬上就寄回來養家。而現在隨著生活的改善，移民的重點地區、人群、目的和方式都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
廣州加成移民投資咨詢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何明輝說，廣東以前的老移民大多是來自開平、臺山等山區的農民，現在的新移民都集中在珠三角大城市，受過高等教育。老移民離開中國的時間很長，三五年都回不來，因為飛機票很難賺，現在新移民回來越來越頻繁，有的一個星期就回來一趟，因為兩邊都有生意和牽掛。
改革開放以來溫州產生了40萬新華僑，分布在歐美各國以及澳洲，主要從事餐飲和商貿。他們選擇獲得國外永久居留權，一方面是為了做生意方便，來去自由，另一方面就是為了子女教育。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說，獲得國外綠卡，孩子就能享受免費教育和醫療等社會福利，而且就學門檻和專業選擇都比留學更優越。對于一個擁有千萬家產的老板，如果有兩三個孩子，花300萬元人民幣就能解決孩子上學問題，怎么算都比在北京、上海爭奪稀缺的教育資源更劃算。
從業20年的廣州景鴻移民顧問公司董事長關景鴻說，目前在香港、美國上市的中國內地私營公司負責人80%都有第三國的永久居留權，事實證明這種身份為企業上市和“走出去”帶來更多便利，中國內地越來越多的企業家已經開始認識到這一點。除此以外，擁有一個第三國永久居留權還有助于內地的新富豪們保留更多的個人財富。“比如中國公民獲得香港居留權再到內地投資，按照C
EPA規則，可以少交15%的個人所得稅。”
美國街，香港路，不如溫州小賣鋪
“我身邊一起到國外打拼的中國人最后都是把國外的客戶拉到國內來，在國外賺錢，回國來養老，因此他們沒有一個放棄國內的人脈，經常兩地跑。”
2003年，在廣東佛山經營打火機廠10年的李哲新，通過朋友的幫忙辦理了荷蘭移民。當時是為了開拓歐洲市場，方便出國辦企業，李哲新身邊做生意的親朋好友中有五分之一都辦了類似的“綠卡”。
然而從那以后李哲新沒有出過一次國，因為中國國內的經濟發展形勢遠遠超過了歐洲的打火機市場。“2005年，我們成功抓住了國內房地產市場的機遇，現在我的公司在蘇州擁有一座酒店還參與了一些住宅項目的開發。當初和我一批辦理了移民，準備到歐洲開拓打火機市場的朋友大部分都轉向了國內的房地產、能源這些領域，那些去了海外的則后悔不已。”
李哲新的故事，并不是當前投資移民群體中的個例。在他們看來“中國才是真正的家，如果這里有機會發展沒有理由去國外。即便去國外發展好了，最后還是想回家。”
2002年，20出頭的溫州姑娘周群隨新婚丈夫移民德國開辦了一家服裝貿易公司。“當時我先生加入了奧地利國籍，我就可以在歐盟任何國家打工、開公司。”周群告訴記者。
從街頭檔口的外貿便宜貨開始，周群的生意越做越大，現在已經闖入德國正規的連鎖超市和百貨公司，一年的銷售額達到幾百萬美元“德國的服裝市場圈子非常牢固，商場一般都找固定的中間商進貨，中國人很難打進去，只能靠產品的創新來競爭。”周群說。
經過幾年的打拼，周群的公司逐步走上正軌，目前有一個專門的團隊在操盤，還雇傭了德國的推銷員專門與中間商打交道。2007年獲得德國永久居留權的周群對國外生活的總結是能省心許多“沒錢在中國不好待，但在國外則不同，窮人富人的生活看不出多大差別。德國對富人的稅收比較高，社會福利比較好，一般人生病都有保障，國外的醫院人也比較少。德國生活的總體感覺很安逸舒心，沒有那么多人情世故。”
盡管已經獲得穩定的生意，擁有了普通人眼中的成功事業，但周群并不想就此扎根于德國的土地。現在她一年有一半的時間在中國國內，并表示以后的重心還是在中國。
“德國人比較保守，不像意大利、西班牙人愛消費衣著。金融危機來了德國人首先壓縮預算，零售店的人氣馬上就下降了。這幾年孟加拉國、土耳其的紡織品越來越多，沒有更強的競爭力，我們同樣會被淘汰。”周群說。
周群認為“更強的競爭力”來源于中國。她正計劃優化公司的貿易流程，從德國直接向她在上海的分公司下單，把德國的客戶直接拉到國內來做，既縮減成本，又可以利用國內的資源。
周群坦言，他們這些中國人辦的小企業短期內不可能獨自立足于德國的商業圈子，也不好融入德國當地社會。“我和我先生一開始也去參加當地人的家庭聚會，總感覺怪怪的。但是兩個人在外面開公司，一定要有個國籍，不然外國人還是不相信你的。只是有個永久居留證在德國開公司還是有些限制。”
但周群從未考慮要加入德國籍“因為那樣就成外國人了，回到中國不方便。而且我的孩子一定要在中國接受教育，我在國外的一個華人朋友的孩子一天回家告訴他媽媽：‘以后我不回中國了，老師說我是奧地利人’。國外的這種洗腦讓我很反感。”
在國外打拼多年的周群認為，國外社會有比中國優越的地方，但許多內心的東西中國人還是難以和他們溝通。“就像我們溫州人有句話：美國街，香港路，不如溫州小賣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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