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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更好地控制通脹，有必要繼續收縮目前已過于泛濫的流動性。為此，應明確將宏觀經濟政策搭配調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雙周宏觀經濟分析
自今年2月以來，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出現連續快速上漲勢頭，特別是7月以來，CPI無論同比還是環比均呈上漲態勢，負利率狀態達九個月。
近期，美國重啟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由此引發新一輪美元貶值和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又從外部進一步強化了國內的通脹壓力。
通脹已非預期
目前，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使通脹已從預期轉化為較嚴重的現實壓力。盡管此次物價上漲可從結構性、輸入性及成本推動等不同角度加以解釋，但根本原因在于近兩年大量超發的基礎貨幣，持續兩年的寬松貨幣政策在刺激經濟快速回升向好的同時也埋下通脹的隱憂。
通脹是貨幣現象，這次也不例外。流動性并非均勻地作用于整個市場，不同領域的供需狀況、價格敏感程度不同，使通脹本身具有突出的結構性特征。
盡管央行已在10月和11月分別啟動加息和提高存款準備金比率的手段進行應對，但考慮到流動性的釋放已持續兩年，而政策收緊才剛剛開始，其滯后效應根據歷史經驗大約在半年以后。
因此，負利率的徹底扭轉和通脹的拐頭還不會那么快，未來幾個月因慣性和基數效應的影響，通脹壓力仍將居高不下。這是當前乃至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內宏觀調控面臨的主要矛盾。
不宜過度提高通脹容忍度
盡管大多的經濟學家提出，應提高通脹容忍度，將CPI設定的警戒線提高到4%甚至更高。但這一建議是危險和有害的，寧可提高對經濟增速下滑的容忍度，也不宜過度提高對通脹的容忍度。
第一，目前官方公布的CPI可能低估了真實的通脹。一是國內物價受政府管制政策影響，常常價格傳導不順；二是CPI“一攬子商品”構成中，食品所占比重較大，而能源、居住等方面所占比重較小，存在低估通脹的可能。
第二，長期負利率狀況對經濟損害巨大。自2010年2月CPI達2.7%超過一年期存款利率后，至2010年底實際存款利率已連續11個月為負，負利率格局進一步形成。如果人為抬高通脹警戒線，將會造成更高的通脹預期，致使貨幣政策陷入嚴重困境，更難消除負利率對居民財富帶來的負面影響。
第三，提高對通脹的容忍度，勢必造成人們的恐慌，加劇部分商品的搶購與炒作。最后物價的上升幅度將比通脹容忍度提高幅度更大，進一步傷害民生。
鑒于此，建議明確實行通脹目標制，將3%－4%作為中長期宏觀經濟政策的控制目標區間和警戒線，央行運用相應的貨幣政策工具力爭使通脹實際值和控制目標相吻合，通過自我約束規則的建立和執行，實現規則性和靈活性統一，提高貨幣政策的透明度，促進物價長期穩定與經濟平穩發展。為此，應盡快采取綜合措施，防止通脹繼續惡化。
明年物價上漲壓力大
基于季節性價格變動趨勢和全球性貨幣泛濫推動的趨勢性因素影響，2011年物價上漲的壓力仍不容忽視。推動物價上漲的主要因素有四個方面：
一是貨幣流動性雖較2010年會略有緊縮，但相較歷史平常年份和平均水平仍然比較寬松，前期貨幣信貸高增長的時滯效應還將持續一段時間，物價上漲的貨幣基礎仍然存在；
二是為加快發展方式轉變，調整經濟結構、推動節能減排，收入分配改革、資源性產品和要素價格改革等預計將有新的實質性進展，包括勞動力在內的各種要素成本及水、電、油、氣等資源性產品價格上升將推動物價上漲；
三是雖然2010年糧食豐收幾成定局，但種糧成本提高，工業用糧需求增加，再加上國際糧食價格上漲對國內預期的影響導致的惜售等現象，糧食價格仍可能繼續上漲；
四是主要經濟體將進一步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導致三季度以來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快速回升，工業品和農產品(17.70,-0.22,-1.23%)價格同時出現較快上漲。
從歷史上看，商品價格因素上漲將帶動物價指數上升。預計未來國際大宗商品期價可能形成新的漲價因素，輸入型通脹預期壓力仍較大。特別是從結構來看，食品類價格將進一步上升。
一是糧價上漲。2010年夏糧一改過去連續六年豐收的局面，出現小幅歉收，而全國各地頻頻出現的水災也可能影響秋糧收成，推高糧價。二是豬肉價格反彈。目前豬糧價比低于5，農戶養豬處于虧損狀態，可能引發未來供給減少，預計2011年豬肉價格將逐步反彈，豬糧價比有可能回到7倍左右的水平。
同時我們也看到存在一些因素抑制物價上漲。從國內看，2010年全年翹尾因素對物價水平的影響逐步降低；嚴厲的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有助于改變通脹預期；連續多年的糧食豐收使我國糧食庫存較充裕，有助于穩定糧價預期。
從國際輸入性因素來看，目前國際糧價的波動幅度仍在可接受的范圍之內，不具備大幅上漲的基礎。
三季度國際糧價并不是普遍的大幅上漲，而是投機資金炒作放大了極端氣候因素對國際糧食市場的沖擊。當前國際市場糧食供求總體平衡，不具備大幅漲價的基礎。由于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對國內價格的傳導尚不十分順暢，短期內CPI受國際商品價格的影響有限。
總的來看，推動2011年物價上漲的因素較多，通脹壓力在明年一季度和四季度尤其明顯，全年物價上漲預計將突破3%，在3.5%－4%之間。
應對通脹的政策組合拳
收緊貨幣政策仍是應對通脹的首選。為更好地控制通脹，有必要繼續收縮目前已過于泛濫的流動性，適當控制貨幣發行量，繼續提高利率，釋放更強烈的緊縮信號，逐步消除負利率格局。
應明確將宏觀經濟政策搭配調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也就是說，為抑制通脹，貨幣政策應回歸至中性或穩健的定位。
“穩健”指介于寬松和從緊之間的中間狀態，意味著貨幣政策既要改變寬松的基調，又不能“急剎車”；考慮到還需維持一定的投資和在建規模，財政政策應維持積極基調。
目前，應繼續果斷連續大幅加息，以迅速扭轉長期負利率局面。這樣做的必要性在于：一是有助于穩定居民存款及其預期，降低企業及個人的信貸需求，并影響美元匯率及大宗商品價格的波動，從內外兩個層面緩解通脹壓力；二是有助于進一步抑制住房投資投機和房地產開發，抑制資產價格泡沫；三是有助于減弱人民幣迅速升值的市場預期，降低短期內加速升值的必要性。
從中長期看，加息有助于平抑經濟波動，推動經濟均衡健康發展，也釋放中國進一步調整經濟結構的信號，傳遞加快發展方式轉變的決心，表明中國將更注重經濟發展的質量而非速度。
調整商品供需結構也是抑制通脹的必要手段。采用多渠道增加國內糧食及農產品供應，搞好運輸調配，暢通綠色通道，促進供需相對平衡。
完善農產品保護機制，提高應對價格突發波動的能力，進一步加大對農業的直接補貼力度，以目標價格為核心，建立農產品的保險機制，幫助農民抵御自然風險；對農產品儲備品種和規模進行系統的研究，改進儲備結構與地區布局，將價格預警、儲備和進出口有機地結合起來。做好價格監控，維護市場秩序，依法嚴懲游資囤積炒作行為。
重視對流動性的疏導，主動增加資產的供給以吸收超發的貨幣。增加民間投資渠道，向國內資金開放金融與實體市場，引導社會資本和新增信貸流向實體經濟。加快發展直接融資，管理和引導流動性適度向股市流動，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
目前中國資本市場完全有能力接納更多資金進入市場。讓更多急需資金支持的企業發行上市，特別是盡快增加中小盤股票的供應量，適當降低中小板和創業板上市門檻，加快公司上市速度，讓充沛的流動性為更多公司分享，解決一大批民營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能降低當前中小板和創業板的估值水平。
此外，管理層可利用此時機通過適當減持國有股來吸納流動性，進行國有經濟布局及國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
除擴大股票市場的供給，還有如下一些選項可以發揮資本市場在結構調整、發展方式轉變中的獨特作用。
一是加快發展債券市場，增加債市的容量及品種。未來應加快建立集中監管、統一互聯的債券市場，擴大市場規模，增加期限結構，豐富債券品種。加快公司債券發行市場化改革，開展地方政府債券和項目收益債券發行試點。發展本土信用評級和債券信用保險機構。
二是放寬QFII投資額度及范圍。可適時降低準入門檻、提高準入額度，借以吸納更多“可控資金”為我所用，并推動香港市場離岸人民幣資金買賣A股的“小QFII”制度盡快實施。
三是盡快完善相關政策法規，明確監管責任，鼓勵擴大各類金融產品的數量與規模，滿足不同風險偏好投資者需要。允許內外部資金投入到私募股權基金，支持處于創業期的創新企業加快發展。
四是加大對外投資力度，盡快推出國際板業務。前者是通過商品等實物資本形式，以及鼓勵多元投資主體通過使用外匯儲備購買國外債券、股票、金融衍生品等金融資產形式輸出國內流動性；后者則是在上海建立上市條件較為嚴格、面向國外大公司的國際板市場，以人民幣作為交易貨幣，既增加國內資本走出去的途徑，也平衡了國內的流動性。
采取多種措施嚴防熱錢的過度涌入，增加人民幣匯率波動彈性，減少外匯占款帶來的基礎貨幣被動投放對貨幣政策效果的負面影響，綜合利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控制流動性泛濫。
最后，盡快考慮出臺對低收入群體尤其是針對退休職工、特困家庭的物價補貼政策。
（作者為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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