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價普漲已成為當前民眾最關心的社會問題，通貨膨脹將導致社會財富逆向再分配從而影響社會穩定。專家分析認為，當前我國物價超預期上漲是常規因素與新增因素并舉、可控因素與不可控因素交織，未來物價“超警戒線”幾成定局，我國應設定一定的容忍“時間窗口”。
物價普漲催生“海豚族”成本高企逼企業“微利”
國家統計局近日公布的數據顯示，10月份我國居民消費指數同比上漲4.4%，其中，蔬菜價格漲了31%。同時，國家發改委公布的10月份城市食品零售價格監測情況也顯示，在監測的31種產品中，近80%價格上漲。
在北京，根據市農業局信息中心的統計分析，目前北京市蔬菜平均批發價格為每斤1.54元，比去年同期上升50.2%，已達到歷史最高水平。此外，一斤雞蛋批發價格達4元多，蘋果同比上漲20%，均達歷史最高。
物價上漲程度顯然已經超出人們的最初預期，在央行公布的第三季度全國城鎮儲戶問卷調查中，有超過58.3%的居民認為物價“高，難以接受”。
面對物價上漲，人們流露出更多的是無奈。一些居民不得不改變原有的購物方式，“海豚族”、“拼菜族”應運而生，他們的目標簡單而明確--通過“儲存”、“批發”等方式降低生活成本。北京市民沈琪說，北京剛舉行天然氣調價聽證會，她已趕在調價前在卡里加了1000元的天然氣，食用油也已買了5桶。這兩天，由于擔心天氣轉冷白菜價格繼續上漲，她和身邊不少朋友又準備囤積些大白菜。
家住北京市海淀區普惠南里10號院的王書鳳今年70歲，老兩口每月退休工資約2500元。因為菜價上漲，她每月買菜支出已由原來的550元左右漲到700元。為了省錢，王書鳳每天要早起到附近的華聯超市排隊買特價菜，還隔三差五讓老伴坐40多分鐘公交車到南四環附近的新發地批發市場買菜。
同樣感受“高物價之痛”的還有一線生產企業。記者在長三角地區調研發現，原材料漲價、勞動力成本上升、資金成本高企讓企業“微利”乃至“無利可圖”。
上海新聯紡進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長黃勤告訴記者，今年棉花價格暴漲讓棉紡企業心驚肉跳，從2007年的1.3萬元/噸，跳升到今年10月的2.6萬元/噸，最高到3.3萬元/噸，使得企業根本不敢對外報價。與此對應，棉花的替代原料化纖價格也全線上漲，目前已達19500-20000元/噸，比年初漲了8000-9000元。以往像新聯紡這樣的“大客戶”，代工企業一般是不收訂金的，現在要提前給30%-50%的定金甚至全款，不然沒人愿意接單。如此一來，企業的成本大大上升。
為了應對棉價暴漲，新聯紡不得不預先買些囤貨，但這也有風險，一方面“囤貨”帶來很大的資金壓力，另一方面瘋狂的棉價走向不明也讓“囤貨”充滿了“對賭”色彩。
“企業更長期的成本壓力是工資上漲，每年15%-20%的漲幅讓企業很難消化。”黃勤說。現在除了對工藝要求較高的產品由公司在江蘇昆山的工廠做，其它的都外包出去。由于工資提高，合作伙伴也從江浙地區企業轉向廣西、安徽、山東、重慶等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的地區。近來外貿的情況嚴峻而復雜，目前部分客戶已經轉向巴基斯坦、越南等周邊國家。
江蘇省昆山滬士電子主要生產印刷電路板，是斯科、諾基亞、華為等公司的供貨商，今年全年銷售預計將達到29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5%-30%，但利潤總額增加10%，毛利率反而下降5%。公司副總經理李明貴表示，主要原因是原材料和人工成本增加了。
據悉，印刷電路板的原材料主要是滬銅基板、銅箔、銅球等，還要用到少量的黃金。今年銅價漲了60%以上，國際金價更是突破了1400美元/盎司，使得平均原材料成本上升了20%。工人今年整體加薪15%，而且明年開始社�；鹄U納水平要提高30%，企業用工成本已進入持續上升通道。
常規因素與新增因素并舉可控因素與非控因素交織
就在一個月前，分析師還普遍認為，隨著年末翹尾因素的減少，CPI在四季度將會回落，不必擔心通脹。10月份數據的出爐卻出乎大多數人意外，而且從CPI和PPI的趨勢及相關指標看，未來幾個月的物價形勢也不容樂觀。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劉元春等專家認為，導致目前物價上漲形勢越來越嚴峻的，除了常規因素，還明顯呈現出往年未見的新增因素；可控因素又與非可控因素交織。這使得控制通貨膨脹變得較為復雜。
除了氣候、災害等結構性原因，以及國內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環境成本上升等因素，市場普遍認為，長期的貨幣超發結合目前時間點上整個社會成本的全面上升，是引發當前物價快速上漲遠超社會預期的主要原因。
采訪中專家表示，貨幣超發是此輪物價上漲的重要因素。央行原副行長吳曉靈說，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央行存在貨幣超發的問題，特別是2009年以來采用了“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有數據稱，我國目前廣義貨幣存量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廣義貨幣存量和GDP的比重已經超過200%，創世界紀錄。
最新數據顯示，今年9月末，廣義貨幣余額已經達到了69.64萬億元，按照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前三季度GDP達26.866萬億元計算，超發貨幣將近42.774萬億元。
盡管包括央行副行長馬德倫在內的一些業界人士認為，通過M2減去GDP計算貨幣超發的方法并不科學，但貨幣存在超發現象卻是不爭的事實。
央行副行長馬德倫認為，在中國經濟從改革開放以來加速發展的過程中，貨幣的超發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這也是不可避免的。經濟的貨幣化程度本身對貨幣的需求總量會增加，貨幣的周轉速度也會影響到貨幣的總量。此外，超發貨幣的另一些因素中，包括我國國際收支儲備的問題，當外匯大規模地流入，央行購買這些外匯必然會投放大量的貨幣。
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財政金融研究室主任張岸元認為，更本質的因素在于各類社會成本特別是基礎性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這在食品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的蔬菜領域表現得尤為明顯。
目前，我國農業正處于從自給自足的農業為主向商品化現代農業轉化的過程中，它帶來農業核算的歷史性變革，過去農民不把自己干活時候付出的勞動作為成本核算，只把農資種子作為成本，但是出外打工后，越來越認為自己的勞動是值錢的，后來要雇工時需要付工資，勞動力成本出現了，它對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影響很大。
張岸元說，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中，在“衣”這一塊，棉花上漲是因為棉花成本構成中，勞動力占的比重很高，全世界只有中國在用手工采摘棉花，因此中國的棉花質量比較高。棉花價格上漲，是市場自生的報復性增長；“食”不用說了；“住”里面，主要是房價繼續上漲導致居住的成本上升；唯一沒有漲的是“行”，主要是政府管理的價格，如北京地鐵與公交，票價沒有動，除了政府定價的沒有動外，其它的都動了，不能總讓大白菜賣2毛錢一斤吧。
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則認為，此輪通脹的原因是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或者說勞動力供給，尤其是低端勞動力供給出現明顯下降；具體表現為無法通過技術進步來抵消成本壓力的行業非常明顯的價格上升壓力，比如農產品領域。
首先，關于勞動力成本上升。根據統計局公布的CPI以及CPI食品領域各項數據，可以顯著發現的事實是在07年之后，蔬菜價格同比波動的中樞系統性上移。這種趨勢上的表現，與某一年天氣因素作用的關系不大。勞動力成本上升所引發的農戶退出農產品供給領域，是更為合理的解釋。
如果把該食品生產中勞動力的密集程度作為坐標軸的橫軸，并把該食品累計漲幅作為縱坐標軸的話，可以發現，勞動力密集程度越大，食品價格漲幅越大。
其次，關于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幅度�；诮y計局的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匯編，可以合理地計算出農村勞動力機會成本價格。從結果來看，2008年的水平要相當于2003年的3倍左右，大約日機會成本50-60元。同時，根據這個結果計算機會成本的年復合增長率，大體與統計局農調隊所公布的增速數據相一致。
另一方面，美國二次定量寬松政策導致流動性泛濫，原油、鐵礦石等國際大宗商品價格迅猛上漲，使得國內輸入性通脹壓力陡增。中國流通生產力促進中心首席分析師陳克新表示，今年以來，包括谷物、大豆、橡膠、有色金屬、鐵礦石等價格均飆升，造成我國下游制造業成本攀升。由于我國大宗商品對外依存度較高，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至少占到目前國內漲價因素的1/3。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汪同三認為，美國的量化寬松政策和輸入性通脹等因素都是我們逃不掉同時也無法控制的，只能積極設法應對減少沖擊，不可能獨善其身。
“超警戒線”幾成定局應有容忍“時間窗口”
采訪中多數專家認為，目前低物價時代已經過去，從歷史上看，通貨緊縮的年份也很少。在多重因素的推動下，短時間內物價迅速回落的可能性不大，明年CPI高于3%的“警戒線”幾成定局。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長巴曙松認為，10月份CPI應該是階段性高點，預計11月回落到4%左右，12月會回落到3%左右，今年全年CPI預計在3.2%左右，略高于年初設定的目標，但是2011年全年CPI都會在3.5%左右波動。主要是因為當前推高CPI的根本性因素短期內無法改變，比如以美國為首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全球要素資源定價市場化等。
高善文分析認為，在勞動力成本持續上揚的背景下，未來通脹的中樞水平將系統性抬升，預估大約在4%左右；2011年上半年處在由食品價格超漲所產生的CPI超調周期，粗略估計2011年二季度CPI季度均值在4.5%的水平。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王健甚至認為，由于食品價格上漲與輸入性通脹每年會將CPI推高3個百分點，CPI漲幅明年將在5%-6%的水平。
鑒于CPI可能長期走高，專家建議提高通脹“容忍度”。王建認為，只要通脹沒有傷害到增長，就需要容忍。盡管容忍通脹公眾可能要付出代價，但如果為防通脹而損傷增長則問題更大，但政府要通過轉移支付來補貼中低收入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也在報告中建議，政府對價格控制的目標不宜定得太低，可考慮上調至4%左右，以此為推動資源價格改革創造寬松環境。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長張承惠也建議，在控制貨幣超發和回收流動性的同時，可在一段時間內容忍稍高的通脹率，但要選好時間窗口，并做好相應的補貼等配套措施。
第二，針對我國經濟轉型期特點，探索測算適中的通脹目標。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在2010年三季度宏觀形勢分析座談會上提出，通脹有兩條警戒線：一是通脹率達到增長率的一半左右，這時要適度調整；二是通脹率接近增長率時應采取緊縮政策。鑒于經濟增長率不同，國際上將3%的通脹率作為警戒線不適用我國，我國應探索設立適合國情的通脹目標，并確定相應的調控措施。
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肖耿建議，我國可針對經濟轉型期特點，以5年為周期設定通脹目標，不宜太短期，并根據經濟增速，測算適中的通脹目標。他舉例說，日本在上世紀中后期，十年的平均CPI增速是5.5%。我國屬于新興市場，CPI控制目標應該比美國高，才符合我國目前的經濟增速、收入增長和資產回報率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