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過六旬的唐寅軒，已經記不清自己是第幾次來到江西了。身為杭州大明熒光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長，他早在三年多前就在江西投資設廠，成立了一家生產稀土發光材料的企業。而就在公司業務蒸蒸日上的今年，他居然將自己苦心經營的企業的控股權拱手讓給了五礦集團，成為五礦整合江西稀土產業鏈中的一環。
“和五礦合作的感覺非常好。為什么要和五礦合作呢？資金我們并不缺，浙江資金有的是。但五礦是央企。我感覺政府對資源的控制是通過央企和央企所直接控制的這些企業來實現的，不大可能通過規模小的民營企業來發展稀土。而整合以后再做大做強，是必然趨勢。”唐寅軒告訴本刊記者。唐原本是浙江大學化學系的一名教授，因深感稀土資源的經濟價值而決意從商，這一來就是21年。
自2008年以來，在內蒙古、江西等地，有不少企業選擇和杭州大明一樣，融入了國企整合稀土行業的大潮。就在這股整合浪潮之后，稀土行業開始逐步呈現可觀局面：今年以來，稀土主要產品的價格大幅上揚，絕大多數價格已翻了一番。稀土不再賣出“白菜價”，而業內外人士也慨嘆，中國終于開始逐步掌握稀土產業的定價權了。
然而，稀土行業扭轉定價格局的背后，是否真如人們所看到的這么樂觀？整個產業究竟付出了怎樣的代價？未來中國稀土產業謀求的“定價權”能否持續？
部級稀有金屬協調機制建立
當年鄧小平的一句“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讓很多人記住了稀土的名字，但很多業內人士都不愿提起稀土業曾經的混亂。
唐寅軒告訴本刊記者，2000年之前，國內稀土大量濫采濫挖，特別是南方稀土由于非常分散，開采技術又相對簡單，農民自己在家就能開，造成稀土資源大量浪費，采大于銷。直到現在，國內稀土資源供大于求的局面仍未根本解決。中國占據了國際稀土市場超過90%的市場份額。但是，多年來沒有擺脫“稀土賣出白菜價”的局面。在這個由中國主導的資源市場上，中國對稀土的定價卻沒有主導權。
令唐寅軒等業內人士更痛心的，是很多國家將稀土廉價買走，加工成高端產品后，再高價賣回中國。“有的高端產品甚至不賣。以前我聽說日本有種測試稀土玻璃材料性能的儀器，問多少錢賣，日本人不賣。”唐寅軒說。
自1998年，中國開始實施稀土產品出口配額許可證制度，并把稀土原料列入加工貿易禁止類商品目錄。經過多年發展，稀土行業最終形成由工信部主管生產總量指標，由國土資源部主管采礦指標，由商務部主管出口配額的機制。但由于涉及稀土管理的多個部委各司其職，又缺乏一定的協調，使得對稀土行業的管理并未如預想中那么有序。各部委“撞車”現象屢有發生。
“工信部規定的生產指標常常比我們的采礦指標高1倍，所以企業更傾向于執行他們的指標。對此國土部也一直很苦惱。”國土資源部辦公廳一位內部人士向本刊記者透露。
隨著近年來中國日益重視資源問題，加上各界對稀土問題的大力呼吁，在2006之后，稀土行業不受重視的局面開始改觀。這一年，中國開始停止發放新的稀土礦開采許可證，并對稀土礦開采實行指令性計劃。“在國務院領導的重視下，國家加大了對這一行業的管理力度，特別是近一段時間各部委都在積極工作，出臺新的管理措施。”剛剛從工信部退下的、主管稀土行業多年的副巡視員王彩鳳說。
據她介紹，中國已建立一個部級的稀有金屬協調機制，而協調工作辦公室就設在工信部。“通過這一平臺，可以利用有關部委在職能上的互補性，讓大家根據各自職能做好相關工作，避免要么沒人管，要么都來管。”
2010年，有關稀土產業的政策重拳頻頻涌現。5月21日，國土資源部召開全國稀土等礦產開發秩序專項整治行動會議，提出在6月至11月開展一次勘查、開采秩序專項整治行動。當月，工信部起草的《稀土行業準入條件》開始公示，為稀土礦的開采、冶煉設置了門檻。11月，商務部宣布啟動2011年的稀土等礦產出口配額申報程序，并明確規定不符合環保要求，不具有與生產規模相適應的環保治理設施的不能進行配額申報。
另一方面，自2008年下半年開始的各地稀土產業整合工作成效漸顯。北部稀土資源最為豐富的內蒙古白云鄂博礦區率先掀起了整合大潮。2008年12月，由包鋼稀土公司(下稱包鋼)和內蒙古稀土高新區控股的高新控股有限公司牽頭整合了包括包頭華美稀土高科有限公司、淄博包鋼靈芝稀土高科有限公司、內蒙古包鋼和發稀土有限公司在內的幾家民營企業，意在通過統一組織生產、收購、統一價格和銷售的運作模式，掌控稀土產業“話語權”。
和內蒙古模式不同，南方稀土產業的整合則主要是體現在對采礦權這一源頭的管控上。
以南方稀土大省江西為例，目前該省所有采礦許可證都集中在贛州稀土礦業有限公司一家手中，但是冶煉分離、深加工等環節卻被多家國有企業爭奪。五礦是全面布局江西最早的一家，在2008年就與贛縣紅金稀土有限公司和定南大華新材料有限公司聯合組建了五礦稀土(贛州)股份有限公司，通過對多家公司的整合和收購，目前已在江西省內形成了從稀土分離到發光材料、節能燈制造、磁性材料、風力發電材料一條龍的產業鏈。包鋼稀土也在今年8月入股三家贛州地區的稀土分離和深加工企業。此外，中鋁、中國有色、廣晟和廈鎢等幾家大企業也開始在江西展開收購和重組行動。
五礦稀土研究院一位研究員告訴本刊記者，內蒙古的成功在于，從源頭上控制住了礦，統一采礦，然后將加工產品統一銷售，這就掌握了一定的定價權。但內蒙古模式恐怕很難在南方復制，因為內蒙礦源非常集中，幾乎只是單一源頭，而贛州等地的礦源大多分散在深山老林，管理難度要大得多。
以內蒙古包鋼稀土為首的整合獲得初步成功，主要體現在今年以來稀土價格全面上漲。以氧化釹為例，低谷時期一度賣過不到5萬元/噸，2008年經濟危機時期在10萬元/噸左右，現在價格基本維持在20萬元/噸以上。今年稀土產品的價格普遍翻番。
內蒙古稀土研究院顧問竇學宏認為，總體來看，稀土行業的整合和整治收到了一定效果。“這一整合，必須是從國家、地方、企業聯動的過程，國家在政策上嚴加控制，比如實行開采配額，生產指令性計劃，出口配額制，從資源、生產再到出口，國家都嚴格控制。依托這一政策，地方政府和企業才能比較好地開展整合。”他說。
根據工信部制訂完成的《2009-2015年稀土工業發展規劃》，未來稀土冶煉分離企業將由100余家減為20家左右。
南北差異
對稀土產業的管理，中國目前的政策是“抓住源頭”，即加大對稀土礦開采層面的控制力度，嚴格執行開礦指令性計劃。這種做法在業內屢受詬病。
竇學宏認為，前些年中國稀土賣了“白菜價”，是由于產能過剩，壓價競爭造成的。“現在我們產能仍然是過剩的，世界消費市場的需求是12萬-13萬噸，但我們的年生產能力已達到20萬噸，屬于供過于求的狀態。”
今年以來，國土部再度加強對稀土礦勘查和開采的整治力度，不僅新的采礦證無法申請，原有企業的采礦證也被層層收緊，集中到少數幾家企業手中。比如，江西省的采礦證僅在贛州稀土礦業有限公司一家手中，廣晟有色是廣東惟一一家擁有采礦證的企業，而江西銅業也在2008年中標四川的惟一一張采礦證。然而，實際上仍有大量非法稀土礦流向市場。
“現在我們看到很多稀土企業還是滿負荷在生產，大大超過了國家發改委下發的生產指標。它們生產的礦從哪里來呢？”唐寅軒抱怨說。
南昌大學一位熟悉江西稀土產業情況的學者，給本刊記者算了一筆賬：目前江西稀土分離企業的生產能力達到3萬多噸，按照工信部下達的生產指標，應有三分之二的分離企業處于停產狀態。但實際上關停的企業只占少數，目前仍有2萬多噸的產能在運轉中。
唐寅軒告訴本刊記者，由于南方稀土產區比較大，從福建、江西、湖南、廣東、廣西這幾個省份都有礦，這邊管好了那邊就可能控制不住。他透露，廣東和廣西兩地的管理相對混亂一些，江西的很多稀土分離廠有70%-80%的礦都來自這兩個省。
“我認為政府還沒有下好南方稀土這盤棋。包鋼稀土管理得比較好，因為它是包鋼煉鐵材料的尾礦，管得死死的，誰也拿不到。但這更多地取決于地方政府的管理力度。”他說。
此外，當前大型國企對稀土產區的“諸侯割據”狀態，也令業內人士憂心忡忡。目前，江西已聚集了五礦、包鋼稀土、中鋁、中色、廣晟有色、廈鎢等中央和地方國企，對當地的稀土分離和深加工企業虎視眈眈，都試圖分一杯羹，一場“諸侯割據”大戰在所難免。未來戰火不可避免會蔓延到福建、廣東、廣西等其他稀土富裕省份。
竇學宏則認為，目前央企在南方稀土產業的競爭過于集中在低端資源層面，有點急功近利的味道。“現在這些央企不應該在資源爭奪上花很大力氣，而應該打高端戰，也就是在稀土高端應用上搶占市場。比如加大對新產品的科研投入、開拓國內應用市場，使稀土價值真正在國內應用層面體現出來。讓高端產品去占領出口市場，這樣才能把我們的資源優勢轉換為經濟優勢、科技優勢。”
配額之痛
稀土企業，尤其是從事稀土分離的企業，一方面并未從稀土漲價中獲得多大實惠，另一方面，卻在近年飽受稀土配額層層收緊之苦。
一位熟悉業內情況的人士告訴本刊記者，由于采礦企業在源頭上的壟斷地位，礦業公司從礦上以每噸5萬元左右的價格收購，賣給分離廠時就上漲到每噸10萬多元。而被納入整合范圍的部分稀土分離廠更淪為其加工廠，只能賺到約2.6萬元/噸的加工費。實際上它們并未真正享受到稀土價格大幅上漲的甜頭。
“國家希望通過稀土產業的良性競爭帶來價格上漲，從而帶動稀土分離企業加大在環保層面的投入。但實際情況是，分離廠的利潤只能維持基本的消耗，沒有更大精力和金錢再進行環保設備的投入了。”前述人士透露。
另一方面，一些未能從正規渠道獲得出口配額的企業，只能花高價去買配額。知情人士透露，配額價格甚至被炒高到20萬元/噸，很多企業不堪重負。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它們只能選擇采購非法開采的礦，以降低成本；或通過走私形式出口稀土氧化物。
竇學宏告訴本刊記者，現在走私都以非“稀土”的名義出關，比如打著“建筑材料”“添加劑材料”“合金材料”等其他旗號，這已是業內公開的秘密。“很多材料用肉眼是無法分辨的，必須進行化驗分析才行。這就要求海關必須要加大審查力度才行。”稀土行業老專家辛模良告訴本刊記者。
另一個隱憂在于，表面上看起來配額能夠控制稀土產品的出口，但實際上，由于配額制沒有對某種稀土元素的出口進行具體限制，所以一些珍貴的稀土元素仍在源源不斷地出口。
“我國相對稀少的是南方離子型礦，鋱、鏑等稀土元素由于其用途的特殊性相對搶手，價格上漲幅度也相對較高、利潤最高。如此一來，這些需要保護的稀土元素反而成為出口的搶手貨，沒有真正起到保護作用。”前述業內人士告訴本刊記者。
他強調，業內一直在呼吁對配額具體化，比如規定對某些特定需要保護的稀土元素限制出口數量，才能起到保護這些礦產的實質意義。在《2009-2015年稀土工業發展規劃》中，對某些稀有金屬的特殊保護已提上議程。《規劃》規定，未來初級材料仍被禁止出口，而且還將進一步進行細分管理，嚴禁出口鏑、鋱、銩、镥、釔等金屬。
另一方面，稀土行業協會的籌備工作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中，剛從工信部退休的王彩鳳目前正參與組建。“還要報工信部和民政部審批，之后，一級協會還需報國務院審批。”她表示，協會成立后，會在企業和政府之間搭建橋梁，并協同配額管理等方面工作。在王彩鳳看來，中國針對稀土產業的治理整頓還在進行，“現在當然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但只是發展中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