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把時間跨度從2003年拉伸至當下，會發現中國物價上漲主要來自城市服務性價格的大幅上漲以及食品價格上漲的推動。
故此，中國式通脹的邏輯線條變得異常清晰。
第一條線條是：貨幣超發——資產泡沫(樓市飆漲)——城市服務性價格快速上漲。商業中最大的成本來自地價，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百貨商店的銷售價格比網購商品的價格貴出好幾倍，在中國銷售的品牌商品的價格比西方國家的售價至少要高出百分之五六十。
第二條線條是：城市生活成本快速抬升——城市用工漲薪需求——農業勞動力的機會成本上漲——農產品價格趨勢性上漲。
我們一直在尋找這樣的數據來分析近年來中國食品價格上漲的原因。我們發現，2000年以來，中國的農產品價格與勞動密集型程度呈現顯著正相關，暗示農產品價格上漲遠非結構性原因——氣候、災害而減產，而是勞動力成本上揚。可以看到蔬菜、棉花等勞動力耗費多的作物的價格漲幅遠高于小麥、稻谷。
而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上升背后的因素有哪些呢。
從人口結構看，中國勞動力市場供求拐點的確在迫近，研究認為這個點在2015年。
經濟學上講，當經濟體越過“劉易斯拐點”，勞動報酬有可能會加速上升。因為這意味著現代工業部門已經不能再用“不變工資制”來吸收“無限供給”的勞動力。
“劉易斯拐點”是工資水平的轉折，還是勞動力供求的轉折？在學界爭論很多。中國的“劉易斯拐點”是否已經到來？也同樣存在爭論。
但有一點可以相信，當拐點臨近和到來時，所引發的工資上漲應是像“沙丘”一樣平緩和持續的過程，日本的歷史數據可以看到這一過程。但中國藍領工人的薪酬自2006年以來的上漲卻像“峭壁”一樣陡峭。
中國的勞動力紅利的釋放完全有條件更均勻、更持續一些，甚至我們廣袤的國土和區域差異可以使得這一過程有足夠的縱深，因為資方可以將工廠遷往內地，或可以用機器替代人工，但當下內地的土地等要素成本也在同時快速上漲，所以薪酬上漲變得全局性的異常剛性。
劉易斯也認為，一個國家在拐點之前也會出現工資上漲，主要是因為維持生存線的工資水平上漲。所以，我們不得不回望貨幣的泡沫，某種程度確是泡沫吞噬了中國的勞動力紅利。
超發的貨幣大量流向資本品，土地和地產近年急劇漲起來了，城鎮的生活成本、商務成本就上去了。勞動者的實際生活支付能力是在下降的，已經達到了一個不可能承受的地步，當然要被迫倒逼著推動工資上漲。這種東西是相對的，務工成本漲意味著務農的機會成本漲，于是牽引著農產品必然趨勢性地上漲。反轉過來工業的利潤變得越來越薄，更多資金從實體出走，推動著資產價格更快速度的上漲，這是一個自我強化的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