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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十一五”進入沖刺，“十二五”蓄勢待發，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即將邁上新征程，展望、期待、前瞻，下一個五年我們的收入會更多嗎？找工作會更容易嗎？下一片熱土將會在哪里？《今日觀察》特別節目，期待“十二五”正在播出。
主持人（史小諾）：2010年進入到最后一個季度，又一個五年即將會結束，中國經濟也將會迎來新的周期。新的“十二五”規劃，將會包含哪些新的內容，當又一個五年來到的時候，新的規劃將會給我們生活帶來哪些新的變化？我們的收入會更多嗎？工作的機會會更多嗎？中國經濟新的熱點區域又將會在哪些地方出現？那么從今天開始，《今日觀察》將和大家一起來期待“十二五”。首先一起來關注的就是和大家每一個人的錢包都緊密相關的收入分配問題。
今天我們的評論員是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和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系研究所的常凱所長。
那么在節目一開始呢，我們首先一起來看一下騰訊網推出的一個期待“十二五”的網絡調查，其中就收入分配問題我們提出了這樣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您現在的收入水平怎么樣？第二，您對自己現在的收入水平滿不滿意？第三個問題就是您對收入分配不滿意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第四，您對“十二五”規劃解決收入問配問題會有怎樣的期待？那么關于這樣的幾個問題呢，我們記者也是做了一個相關的調查，首先通過一個片子一起來了解。
解說：古語云“不患寡而患不均”,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居民收入達幅度增長，但分配失衡的問題也日益凸顯。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從1997年到2007年十年間，勞動報酬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53.4%，下降到39.74%，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偏低，普通職工工資收入水平偏低，工資增長長期落后于經濟增長，九三學社中央援引的一組數據顯示，中國收入最高10%群體和收入最低10%群體的收入差距，從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3倍，作為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資收入，在生產要素中的分配比例偏低，僅占企業運營成本的不到10%，遠低于發達國家的50%，眾多專家表示，國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刻不容緩。
宋曉梧（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一個社會分配不公，關系到方方面面的人，大家就會對你現存的一些制度體制就會有很大的疑問。
解說：改革收入分配要削高，更要提低，全國政協常委蔣以任認為，一方面要加強對壟斷行業收入分配的調控和監管，逐步消除非市場因素導致的不合理收入差距，同時要通過繼續增加養老金，提高最低工資，城鄉低保標準等，逐步提高中低收入者的工資標準和社會保障標準。
今年5月新華社組織的調查小分隊，對當前收入分配狀況調查時發現，土地、資源、資本這三種生產要素發揮了巨大的財富調整力量，房地產、礦產、證券等成為最賺錢的暴利行業，去年福布斯中國財富排行榜前400名富豪中，房地產商占154名，在全國產煤大縣山西左云，近年誕生了數以百計身家上億的“煤老板”，而當地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4359元，比全國平均水平還低400多元。專家指出，國際公認，如果一個國家的基尼系數超過0.4，就已經突破了貧富差距的合理界限，目前各機構對我國的基尼系數統計不一，但是普遍接受的是世界銀行測算的0.47，財富的公平分配成為時下熱議的焦點。
主持人：好，我們再來看一下騰訊網上關于調查的結果具體情況是怎么樣的，第一個問題您現在的收入水平，月收入？其中43.85%的人是在500到1500，38.28%的是1500到3000，還有3000到5000，5000到1萬，到1萬已經只占到了2.71%，所以看起來占比例比較大的是500到1500和1500到3000，這個比例是比較大，第二個問題是，您對自己現在收入水平是否滿意？第一個是很滿意非常少，比較滿意，很少，我們看到不太滿意和非常不滿意，總共這兩項加起來是達到了80%多，所以現在看起來這個結果呢，很多人對自己的收入水平是不太滿意的，他可能覺得和別人比不滿意，跟自己比也不滿意，到底現在這個收入分配的現狀是怎樣的？它的矛盾點在哪些方面？兩位專家給我們解讀一下。
王小魯（中國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我覺得恐怕主要問題還是收入差距過大，改革期間呢，實際上某種程度大家的收入都會有所增長，但是有些人增長的快，有些人增長的慢，很長時間呢恐怕高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長快于低收入居民，非勞動收入的增長快于勞動收入的增長，這樣一來呢，它導致了這個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這恐怕是大家感到不滿意的一個主要的問題。
主持人：常所長？
常凱（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系研究所所長）：那么根據調查就是大部分好像都不太滿意，對這個工資收入，這一種情緒我想是可以理解，沒有人說我的收入就高了我很滿意，可能是除非極特殊的，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它需要抓住哪些人在客觀上致使他處于這種收入最低層，所以他們最不滿意，這才是一個問題，剛才你說的那個數字我沒有太聽的很清楚，500元到1000元占多少？
主持人：500到1500現在是占到了43.85%。
常凱：好，將近44%了。
主持人：對，比例很大。
常凱：就是將近一半的人的話是一千元收入以下的這批人，應該說他們的問題才是目前我國社會當中收入問題的最集中的一批人群，就是說平均一千塊錢的收入，目前我們的物價水平，我們的這個生活需求，一個單獨的比如在廣州的話，一個人的生活僅僅將夠，但是考慮到目前我們很多年輕人80后、90后，20歲左右，30歲左右都沒成家，馬上面臨著這個結婚、生子等等的話，就這種工資收入，就連我們整個勞動者的再生產都沒法維護。
主持人：對。
常凱：所以這個問題我想呢，才是目前我們特別應該關注的一個問題，低收入人群，而且不是一部分，一少部分，而是一大部分。
王小魯：其實呢，收入分配差距表現在各個方面，比如說這個不同地區之間的差距，城鄉之間的差距和不同居民階層之間的這個收入差距，那么改革期間呢，由于比如說這個發達地區比較發達的地區，像東南沿海地區，發展比較快，所以收入差距這個在地區之間是很長時間以來是呈擴大的趨勢，城鄉差距呢也在擴大，是因為城市經濟發展的相對于農村來說更快，居民收入差距呢，實際上是包含的因素就比較多了，包括職業的差異呀，這個腦力勞動、體力勞動的差異呀等等各個方面，但是比較突出的一個問題，就是不同收入階層之間的居民收入差距擴大，這個在過去一些年中間呢，看來是成為了一個引領收入差距擴大的一個主要的因素。
主持人：我們聽了兩位專家的，對于現狀的一個分析之后，我們繼續來看一下我們在網上做的一個調查的結果，我們第三個問題是您對收入分配不太滿意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們看到其中占比例最大的36.76%的朋友認為，不同階層收入的差距太大，然后不同行業之間收入差距太大是占到了22.29%，所以看來這兩個部分呢，可能大家是覺得比較突出的一個問題。
我們再來看一下網友具體的一些說法，這位搜狐的朋友他說，他說“我的爸媽都是30年以上工齡的工人，退休工資才1200多塊錢，這還是國家連著幾年給退休工人漲工資之后的收入，但是同樣年齡段的公務員退休之后的工資幾乎是他們的4到5倍，更不用說每一年的各種取暖費醫療費的補助，所以真的希望十二五能夠好好關注一下企業退休職工們的收入問題。”
那么看來大家對于收入分配呢，反映最強烈的是這個收入的差距過大，那么對于這種分配不均衡，不公平的問題，應該怎樣來面對？有沒有什么好的方法和策略？
王小魯：我想是這樣，我們收入差距擴大呢，恐怕最突出的表現在高低兩頭的問題，那么對低收入居民來講呢，很長一個時期以來工資增長比較慢，這個工資水平過低，這是其中的一個問題；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是我們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還不到位。那么盡管這幾年改善的比較快，但是總的來看呢，我們還沒有做到社會保障系統覆蓋所有的勞動者和所有的公民。比如說吧，在城市就業人口中間，我們現在的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實際上如果以城鎮全部就業人數為基數的話，那么覆蓋率2009年也只達到了50%幾，這樣一個覆蓋說明還有大量的勞動者沒有被覆蓋進來，而且他們這些沒被覆蓋的人可能更多的是收入比較低的，包括農民工、流動人口這些人，其實他們更加需要社會保障，但是我們的社會保障恰恰還沒有把他們納入進來，我覺得這是一個需要盡快解決的問題。
常凱：那么收入差距呢，當然可以分為行業的、地區的，包括階層的，但是最集中的這個問題是什么？是勞動收入過低，這個問題我覺得需要解決的，即使在這個行業里邊也并不是行業里邊所有的人收入都高的，因為我們有些壟斷行業，有些派遣工，農民工的收入也是很低的，那在這當中就是說勞動收入過低這個問題必須是我們要關注的，那低到什么程度呢？我們可以用一些數據來說明，就是說我們尤其是勞動者在企業當中勞動成本包括工資福利，占總成本能占到多少，那么普華永道呢他有一個調查，他調查了中國500家上市企業，他把這個勞動這個所占的這種總成本當中這個比例，主要是工資福利和這個歐洲、美國做一個比較，主要說比例。
主持人：比較的結果怎么樣？
常凱：中國這個工資福利占總成本是占7.8%，歐洲占21.9%，美國占33.9%。
主持人：勞動力成本太低。
常凱：那么這樣的話就是我們當然現在不能拿我們勞動者的絕對收入和這個歐洲、美國比，那是沒有可比性，但是比例最起碼我們可以參照一下吧，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這個勞動成本的話，最低的才能占到4%、5%，勞動力的價格可以忽略不計，這種情況我覺得這個問題是非常嚴重的，它影響的不僅僅是勞動者自身這種體面勞動、尊嚴生活，而且對我們將來這個企業競爭是會有問題的，所以普華永道他的結論是什么呢？就是企業以后這個競爭再想靠壓低勞動力這樣一個途徑的話已經沒有可能，已經沒有空間了，再壓怎么壓呢，所以這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這個企業第一次分配，這是最重要的一個，我們要解決的分配不公的問題。
主持人：剛才我們談了很多關于收入分配不公的現狀，那么在未來的“十二五”規劃當中，對于收入分配將會有怎么樣的思路？稍候繼續我們的評論。
解說：下一個五年我們的收入會不會更多？不同地區，不同行業收入分配的差距能不能縮小？展望“十二五”收入分配改革將會有哪些新動作，《今日觀察》特別節目期待“十二五”正在評論。
主持人：歡迎繼續回到我們的節目，剛才我們談到收入分配問題，已經成了所有的老百姓，包括我們相關的媒介非常關注的一個話題，那么在未來的五年當中，新的收入分配可以說已經是呼之欲出，下面通過一個片子一起來了解一下。
解說：今年被業界稱為工資調整年，2月起，江蘇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各類地區最低工資漲幅均超12%，一類地區上調到960元每月，隨后有24個省市區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而另一項和工資調整相關的制度也在廣東、天津、北京、沈陽等地迅速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這個制度改變了過去工資老板一個人說了算的體制，讓職工、工會也參與進來，共同決定員工工資。
白濱（沈陽某餐飲企業工會主席）：簽訂集體合同以后，公司員工的工資還有其他一些待遇，都能得到一些保障，員工的薪金也隨著企業效益的增長逐步提升。
李雪（沈陽某餐飲企業員工）：現在酒店的效益發生了很大的改變，我的工資也有所提高，由原來的1000多，變成現在的2000多。
解說：如何讓百姓分到更多經濟增長的“蛋糕”，今年5月，國務院就批轉了國家發改委《關于2010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意見的通知》，提出研究調整和優化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的思路，提出改革的目標、重點和措施。
諸多媒體評論收入分配改革將成為“十二五”規劃的一個重要關注點。
《人民日報》文章，收入分配改革需要各方面配套，總的來看，有三種手段，一、是法律手段，包括建立最低工資制度和企業職工工資合理增長機制。二、是市場手段，可以給資源重新定價，調節壟斷企業暴利。三、是行政手段，比如推進公務員工資改革和事業單位工資制度改革。
中國社科院日前發布《中國財政政策報告2010、2011》，認為“十二五”期間應該把稅收改革的重點放在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的實現上，而不應該局限于之前的工資所得減除費用標準，這將形成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推進個人所得稅制改革完善，有效拉近貧富差距。
主持人：剛才看了這樣一個片子呢，我們覺得漲工資當然不是這個收入分配的全部問題，但是漲工資肯定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但是對于普通人來說他們可能最直接的就是說我工資卡里面的錢到底增加了多少，這個漲工資到底是政府給公務員漲工資，企業給工人漲工資，是不是就是這么簡單的問題？
王小魯：我覺得恐怕不會是這么簡單，因為如果說由政府出面來推動各行各業給大家漲工資的話，那么這樣一種行動呢，實際上已經超出了市場調節的范圍，而且實際上他也很難奏效，因為企業是有成本約束的，那么由政府來下命令你企業應該漲多少，這個恐怕往往這個也做不到，可能政府更容易調節的是公務員的工資和國有企業的工資，但是我們現在的這個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并不主要體現在這些方面，而是主要體現在低收入人群這方面。那么如果說我們政府出面來給公務員漲工資，來給國有企業漲工資，它是究竟帶來的結果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縮小呢，還是繼續擴大收入分配的差距，這仍然是值得提出的一個問題。
主持人：對對。
王小魯：所以在我看來呢，政府來調節工資水平，恐怕主要著眼點還要放在指導工資和最低工資標準這些方面。那么工資的主要變動還是應該由市場來決定，另外呢，我們國家恐怕在這個工資決定機制方面，還是缺一些東西，比如說這個勞資之間談判這樣的機制，在這些方面恐怕還有在制度上改進的必要。
常凱：那么造成現在這個就是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的原因，我想的話呢，最主要是個機制問題，就現在人們都覺得好像這個已經市場經濟了吧，市場化吧，供需決定，勞動力多，你工資低應該的，你不干有別人干。那么這種簡單的完全靠市場來調節這工資，顯然不是市場經濟的一種要求。
主持人：也就是說您不同意王所長的這個觀點。
常凱：不是，王所長說的是有道理的，他也并不是說完全就是，我只是說這個工資決定機制由什么因素所決定的，通過什么樣的途徑，首先是市場需求，就目前我們勞動力供過于求，我們這個生產水平很難達到很高，但是現在我們目前這種經濟發展狀況上，這種分配為什么大家都不滿意，我們現在已經比較富裕了，所以這里邊就有一個我們創造的財富，或者我們這個GDP比例問題，分配問題，蛋糕怎么切的這個問題，怎么去切？現在我就覺得非常重要一個機制問題呢，一個是政府的作用我同意小魯說的，你不能完全靠行政來做，你只能干預你該做的事，你該做的是什么，你是調節，你是制定規則，那么對于低收入的話呢，政府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小魯剛才講就是工資指導線，最低工資水平，并不是你想壓多低都行的，我們必須保障大部分這個勞動者他能達到維持自己生活，繼而達到體面，生活體面勞動。
主持人：有尊嚴的生活。
常凱：有尊嚴，這沒有公權力的介入是不行的，靠老板完全自己去做，這點并不是個覺悟的事情。
主持人：所以現在我們希望聽到他們的聲音能夠更多一些。
常凱：對。
主持人：好，我們再來看一下網友對于第四個問題他們的回答怎樣的，您對“十二五”規劃對于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有怎樣的期待？26.29%的朋友說是提高企業最低工資水平，然后另外一個占比較大的比例34.89%的是打破城鄉的二元結構，增加農民收入和社會保障。
那么關于這樣一個話題呢，我們一起來聽一下我們的特約評論員他們有怎樣的說法。
鄭成功（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十二五規劃”期間的一項中心工作，我認為就是要分好蛋糕，那么在合理分配蛋糕的時候，我覺得應該是初次分配，再分配，甚至三次分配都應該多管齊下，要給城鄉居民穩定的安全預期，這個安全預期當然包括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能夠解決城鄉居民基本的生活后顧之憂，同時也能夠提供比較發達的公共服務，讓城鄉居民享受到，基本、均等、便捷的公共服務，除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需要多管齊下之后，恐怕還應該調整我們的稅制，規范我們的社會分配秩序，“十二五規劃”期間合理分配財富，應該是一個基本的政策取向。
主持人：歡迎回來，那我想在節目的最后呢，可能我們的觀眾朋友特別想期待和知道，在接下來的五年當中我們的收入分配調整，將有可能會在哪些方面取得一些突破性的進展，達到自己的一個心理需求？
王小魯：我個人是希望在最突出的兩個方面看到進展，一方面就是盡可能的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爭取做到全體勞動者都能夠享受到社會保障，這是一個方面，同時呢改善公眾服務，包括醫療、住房、教育這些方面的公眾服務，需要有切實的改善；那么另一方面的問題呢，就是怎么樣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怎么樣管住不合理的收入，不合法的收入，大量的灰色收入這些方面的問題。
常凱：我覺得“十二五”對于這個工資收入問題的話，會有一個比較大的改變，那么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呢，就是目前我們這個政府對這個問題的話，已經有了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就是溫總理說這個體面勞動問題，總書記說這個尊嚴生活問題，我想這是個非常基本的一種方向的一種原則的要求。但是在具體的在政策方面呢，恐怕有這么幾個問題需要解決的，第一個就是政府的投入要加大，不光是政府要制定政策，要制定規則，那么在財政支出上面，尤其對于這個社保的支出，我們幾年一直說要提高這個比例，現在我們才在10%左右，那么增加到15%，20%，應該說對我們的國家來說，對我們政府的財力來說并不是達不到，問題是我們要重視，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第二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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