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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經濟學有個可以說是定理性的概括：在現代性已成為現實的情況下，這個社會趨于穩定；但在這個現代化的過程之中，社會矛盾錯綜復雜而且容易激化。
舊體制下，雖然整個經濟發展水平很低，大眾的生活水平也很低，但整個社會是一個凍結的狀態，大多數民眾也不知道可以有另一種生活。現代化的過程中，人們發現幾千年留下來的舊體制可以打破，自己還可以過另一種生活，于是，期望值就變得很高。可這種具有現代性的社會不是一天就能建立的。
90年代國企改革進展不多，政府改革進展不多，法治進展不多，這都是它的缺陷。事實上，沒有政治體制尤其是法治上的推進，經濟改革是走不遠的。但90年代我們還認識不到這一點。所以，到了2000年以后，缺陷逐步擴大，只是因為經濟高速增長，有些缺陷被暫時掩蓋了。
大概從1998年開始，我就提出了權貴資本主義問題。市場經濟最本質的特點，是自由的、自主的交換，如果上面始終有行政力量在控制，如果強勢政府強化到主導經濟資源配量的程度，那就不叫市場經濟，而叫權貴資本主義了。
80年代我還用過一個詞，叫“原始資本主義”，也就是重商主義。重商主義不能叫市場經濟。看亞當·斯密的著作就會明白，整個《國富論》就是批重商主義的。你要強化重商主義，貧富懸殊就不能避免。
現在貧富分化特別嚴重，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增長方式，主要靠投資拉動的增長，一定會造成勞動收入的比重下降，這是馬克思已經講清楚了的問題；再一個是體制上的原因，就是重商主義、普遍尋租這么一個體制基礎。當然，貧富差別擴大也跟市場經濟有關，但擴大到如此程度，則不是市場經濟的結果。
不獨中國，這在東亞國家和地區是普遍現象。東亞國家和地區受政府主導下的“新重商主義”泡沫化之苦，比發達國家嚴重得多。無一例外地，都是泡沫一破滅就陷入長期的停滯。當然，如果改革決心很大，客觀條件又容許，也不是不能走出停滯。關鍵是這個轉型并不容易，挺痛苦的，代價挺大的。
回顧1990年代初期，那時我們太天真了，以為只要市場經濟發展起來，政府就會自動退出，就可以很平滑地過渡到自由市場經濟了，不知道這里有一個路徑依賴的問題。如果政府有很大的配置資源的權力、干預企業的權力，就會相應產生一個尋租空間。所以，你要政府退出它應該退出的領域，就觸及到許多官員的利益了，做起來就很難。
后來的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從近期看，2003年第四季度經濟開始出現過熱，于是用行政手段加強“宏觀調控”。就是開單子，哪幾個行業過熱，就用各種行政辦法去“壓縮產能”，這個單子越開越長，政府的手也越伸越長，宏觀調控就變成了微觀干預。本來1990年代最后幾年政府審批有少的趨勢，雖然減少得不夠快，中間還有好多貓膩。比如說把一個項目分解成十個項目，然后就報告砍掉了多少多少個項目，其實沒砍掉那么多，原來就有這樣的問題。2003年以后，加強所謂“宏觀調控”實際上是加強了審批制度，比原來的審批還要厲害，這就擴大了政府權力，擴大了尋租的基礎，引起腐敗的蔓延和貧富差距的擴大。
但也不能說就是一無是處，有的方面是有進步的。比如我們最近到山西永濟考察，茅于軾、湯敏老師在那里做的小額貸款實驗就非常令人鼓舞。我們一家家問了，農民都說，3到6個月還了貸款以后，他們的凈收入是貸款的100%。我們到他們家里去，他們住的比我們城里人好多了，文化生活也很豐富。從小額貸款覆蓋的范圍，能夠看到一個新農村正在出現，證明只要把金融自由這個基本人權還給農民，民間的力量，市場經濟的力量，就能夠這樣從根本上改變農村的面貌。但那個富平小額貸款公司資本還很少，現在只有一千幾百萬元，跟中國這么大的一個國家比較起來，還是滄海一粟。如果我們扶貧的資金，還有一些農村的信貸機構都做這樣的事，我
們就能把這個勢頭加快，把新農村的面擴大。這對于整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是一個積極的力量，能夠抵制那種走向動亂、走向衰退的力量。
新世紀以來，我們社會有兩個愈演愈烈的趨勢值得特別警惕。一個是腐敗的趨勢。新世紀以來的城市化過程，出現了一個新的尋租空間即政府壟斷的土地資源。據農口專家說，因為土地被征用，農民損失的價值，換句話說政府能夠拿到的土地價值是20萬-35萬億，這么大規模的財富被政府控制，可見尋租空間有多大。所以跟土地有關的一些不良官員，腐敗是前仆后繼。
另一個是貧富懸殊的趨勢愈演愈烈。我們現在的基尼系數，大致在0.5左右，這樣的貧富懸殊在世界上都是前列了。
但這兩個趨勢的愈演愈烈還不是最可怕的。社會問題如果能夠認真、理性地討論，我們應該能夠找到理性解決的辦法，不會沒有出路。但是又碰到了另一個不好的勢頭，即在兩個愈演愈烈出現之后，一些人并不認為問題的癥結是政府權力太大，反而認為是政府管得不夠，希望用擴大政府權力的辦法去解決矛盾。問題越多越強化政府權力，政府權力越強化問題越多。這樣的惡性循環就愈演愈烈，直到最后出現國進民退這套東西，路徑依賴就到了一個死胡同里面。但我們現在還來得及，要上下同心來解決問題。所以我在1990年代提出，我們處在一個賽跑的過程中，結果要看腐敗和法治的市場經濟哪一個跑得更快。
中國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轉型，經濟上的轉折就是蔡昉教授講的“劉易斯拐點”，就是說農村剩余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情況已經改變，勞動力供給從最高點下來了。人的價值因此得到空前提升，經濟的增長不能再主要靠資本和資源的投入，而主要靠人力資本(人的知識和技能)的投入來推動了。
中國還處在非常艱難的轉型中，在建設富裕、民主、文明、和諧這個大方向一致的條件下，各個領域的有識之士，不管是“
左”一點的，“右”一點的，還是“中間派”，應當捐棄小的差異，要團結，要合作，致力于共同的事業，才能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現代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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