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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聞角度看，宜黃“強拆”事件算告一段落了。死者長已矣，有關責任人被免職，上級有關部門介入調查。在輿論監督下，事件最終應能有合理的解決。但是，媒體與網絡上對這起事件的議論、乃至爭論并沒停息。這些爭論折射出當前人們在涉及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等多方面的理念差異。如果通過爭論，能讓合乎科學發展觀，符合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的健康理念更加深入人心，那將是很有意義的事。
囿于學識，筆者只能就經濟學的基本常識，談點淺見。事件發生在中國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背景下。實際上在計劃經濟時代，城市居民的住所都是由政府或“單位”按計劃分配的，不大可能出現什么“強拆”事件的。因此分析這件事，當然應該依據市場經濟的理論。
人們公認，亞當·斯密是以市場經濟為研究對象的現代經濟學的鼻祖。包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內，都在不同程度上傳承了他的學說中的一些基本觀點。在現代經濟學中，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或者說政府在市場經濟中應該扮演什么角色，也是很多學派研究的重點課題。一般認為，斯密主張市場經濟要靠市場力量這只“無形的手”去指引，政府只需發揮公眾利益“守夜人”的作用。后來的有些學派認為，政府僅僅當守夜人還不夠，還要主動干預市場，進行宏觀調控。但是不論什么學派都不否認，在市場經濟中，政府至少要當好“守夜人”。
斯密認為，在市場經濟中，政府的(原文中為“君主和國家”)“首要職責是保護社會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侵犯，只有依靠軍隊才能完成這一職能。”用現在通俗的語言來說，就是國防事務。“第二個職責是盡可能保護社會所有成員不受其他成員的欺負或壓迫，即嚴正的司法機構。”“第三種義務就是建立和維持某些對于一個大社會當然是有很大利益的公共機構和公共工程。而這類機構和工程的屬性在于如果由個人或少數人辦理，那所得利潤絕不能償還其所支付的費用。”(《國富論》唐日松等譯)
在現在的中國，國防事務主要是中央政府承擔，地方政府只需做好擁軍優屬、征兵、安排復轉軍人等工作。因此，對地方政府來說，“保護社會所有成員不受其他成員的欺負或壓迫”，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保一方平安”應該是最重要的職責。保一方平安，首先要保護好每個百姓合法的棲身之家。法律規定：“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物權法》)。地方政府不能有效地保護百姓合法的家庭居所，說拆就拆，就是沒有盡到自己的起碼職責，根本沒資格奢談什么其它“政績”，相關領導因此被“免職”一點也不冤枉。
斯密的理論中，還提出了“理性經濟人”思想。經后人的完善和發揮，1836年穆勒在《政治經濟學定義及研究這門學問的哲學方法》中對此做出了標準定義，即“把人看做必然是在現有知識水平上以最少勞動和最小生理節制獲取最多必需品、享受和奢侈品”。把參與市場的每個人都看做是理性經濟人已經成為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前提，相當于自然科學中那些不證自明的公理。
有論者認為，“每一個人其實都是強拆政策的受益者。君不見，當您安住在寬敞舒適的房子里、當您行走在寬闊明亮的大街上，當記者住在高級賓館揮筆痛斥強拆政策文章的時候，您是否想過，您腳下的土地可能就是政府用強拆手段征來的？”能安住寬敞舒適的房子，行走在寬闊明亮的大街上，當然是受益者。但“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老窩”，失去自己老窩的人有權力與受益者談判如何補償自己的損失。因能行走在寬闊明亮大街的而受益者是一般公眾，通常要由政府出面與失去“老窩”者談判。盡管政府代表公眾利益，被拆遷戶代表是自己的個人利益，但按市場經濟的原則，談判雙方是權力平等的對手。價錢談不攏，就不能成交。
這位論者還認為，“搞城市建設需要進行大量的拆遷，如果遷就被拆遷戶的利益訴求，大幅度提高拆遷補償標準，政府肯定吃不消。”這正透露出很多地方在拆遷時出現的那些暴力違法事件的原因。政府吃不消，價格談不攏，怎么辦？強拆！這是典型的計劃經濟思維邏輯。政府為公眾利益，定出了什么建設計劃，不管金窩銀窩，還是誰的老窩，說拆就得拆，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
中國人吃夠了計劃經濟的苦頭后，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市場經濟之路，市場經濟之路才是讓絕大多數國人都受益的路。既然選擇了這條不歸路，就應該徹底摒棄違背市場經濟原則的思維邏輯。對于地方政府官員來說，堅決維護市場經濟原則，比多修幾條路，多建幾座樓，也許是更重要的政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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