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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別人的世界里看自己
《華爾街》是中國熒屏上久違的財經題材紀錄片，央視上一次拍攝的財經類紀錄片還是2002年的《資本市場》，但在今年，《華爾街》和《公司的力量》都將走到臺前和觀眾見面。
雷曼兄弟倒閉兩周年之際，一部名為《華爾街》的紀錄片將在中央電視臺財經頻道中播出。
迄今為止，把華爾街這塊流金之地上的人刻畫得最為深入人心者是奧利弗?斯通，在1987年的同名電影《華爾街》當中，他借股票炒手戈登的話道出華爾街的一個基本法則——“貪婪不好聽，卻是好東西。”如同絕大多數好萊塢電影，《華爾街》有一個光明的結局。貪婪的戈登由于違背法律，被自己親手栽培的小弟巴德在最后一刻反擊而入獄。巴德雖然同樣入獄，卻因為拯救藍星航空公司而讓人留下了僅存的希望。
事實上，影像上的華爾街不僅貪婪，更是因財富的高度聚合而充滿了陰謀色彩。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這些似是而非的東西找到了現實契合點。投資銀行和麥道夫的貪婪，無不印證著人們以往想象的合理性。2009年，《華氏911》的導演邁克?摩爾在紀錄片《資本主義：一個愛情故事》中，更是把華爾街上的銀行稱作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強盜”。
真正的華爾街到底是怎么樣的?在中央電視臺，有這樣一群紀錄片人，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金融海嘯發生后，他們走進阿姆斯特丹、倫敦、紐約這些被冠以“金融中心”的城市，試圖以影像厘清華爾街的前世今生。他們的出發點很簡單——如果要理解美國的崛起，華爾街是繞不過去的一個東西。即便金融危機之后華爾街成為千瘡百孔之所在，它也依然對中國的資本市場極具參考價值。
中國人的《華爾街》
《華爾街》的總導演是李成才，他上一部參與的作品是《大國崛起》，當時他直接負責美國兩集的拍攝。他發現，用90分鐘來做一個國家的崛起，沒有特別大的篇幅來做細致的解讀，只能是籠統的、概括的，無法更細致，更具體，更深入。由此，他萌發了做《華爾街》的想法。在他看來，在解釋美國和世界格局的時候，資本可能是更準確的窗口，“華爾街是代表現代資本的一個場所，又是當之無愧的世界金融中心。美國這個國家的崛起，你是可以從華爾街找到一些因果關系的”。
李成才把這個項目上報給中央電視臺，各級領導都很支持。“臺里認為中國也在搞資本市場，需要迫切關注。”李成才說，“資本市場原本跟現代中國沒有太多的關系。在改革開放前的日子里，我們沒有必要關心金融問題，因為那個時候我們還在為溫飽而戰;改革開放之初，我們也沒有必要關心金融問題，因為那時候我們的金融僅僅是銀行;而改革開放30年后的今天，中國已經有10個省份的財政收入超過1000億元，大多數中國人不僅擁有了溫飽，還有了財富的積累，所以不論是個人還是國家，都需要了解金融。”
李成才著手操作這個項目的時候是2008年5月。其實，早在2007年初，華爾街的金融危機已經開始出現了，剛開始的時候，它波及范圍和影響力都很小，人們幾乎感覺不到危機在蠢蠢欲動。但到了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閉，華爾街已經是真正的急轉直下，中央電視臺財經頻道也開始播出《直擊華爾街風暴》特別節目。此時，《華爾街》的創作開始提速了，《華爾街》的制片人許文廣說：“因為發生了這么大的事件，這個題材的現實意義、緊迫性就更大了。”
金融危機的來襲使得《華爾街》更具現實意義，但華爾街從天堂到地獄般的變化，卻也給創作帶來了意料之外的難度，難度在于：如果從事實出發，紀錄片所呈現出來的華爾街會和普通人當下認知的有很大差別。李成才說：“對華爾街彌散著一種一邊倒的情緒，華爾街變成了惡魔、金剛，它是一種貪婪的代表。”此時，“人們已經忽略了華爾街是社會發展當中必然的一個東西。”
華爾街在金融危機中的失落，給很多中國人帶來的另一種東西是幻覺，而這種對中國資本[4.70
-1.26%]市場改革傷害甚烈的情緒，也是《華爾街》需要直面的。“大家認為我們效仿的榜樣出現了問題，而危機對我們的傷害卻很少，而且還率先經濟復蘇，很多人因此覺得我們中國非常了不起，我們不僅能夠從危機中獨善其身，還能迅速在世界經濟的復蘇過程中起到作用。這種幻覺讓我們資本市場的改革腳步也開始放慢了速度，我們金融衍生品的速度也慢下來了。在國外，金融創新產品早已不是新鮮事物，但是在中國，卻還是正在研究的課題。比如股指期貨，就是典型的金融創新產品，當這項產品在國外早已是一個成熟的產品時，我們卻還在花大力氣做研究。”
“這樣一個大的事件，它幾乎可以讓很多人都找到思考的空間，然后調整自己的行為。”中國人的各種情緒在華爾街上交織，使得《華爾街》如何冷靜地展現這個爭議之地的重要性凸顯。
如何學習華爾街?
和《大國崛起》一樣，《華爾街》這部紀錄片的特殊性在于，片子里所反映的觀點往往被公眾認為是高層意志的傳達，因而往往影響力巨大。李成才認為《華爾街》有三重影響，“為中國決策者提供依據，為資本市場的實踐者提供鏡鑒，為中國大眾提供關于資本市場的啟示”。建構在如此重要影響上的《華爾街》，自然而然選擇了溫和理性的態度來陳述。李成才說：“振臂一呼式的東西可能更適合中國的情緒，但它的破壞力實在是太大了。只有理性才可以幫助我們的現代化進程，其他的東西都是圖一時之快，不管是謾罵也罷，陰謀也罷，進行曲也罷。從我內心來說，我不主張那樣。我希望表達的境界是，用溫和與理性的態度表達明確的立場。”
從制作手法上來說，《華爾街》遠赴多個國家，采訪拍攝了多個領域的知名專家。因為金融領域的特殊性，許多地方都是與商業秘密聯系在一起的，即便是美國人自己進入這些金融的場所都是相當困難的，更何況是別國的媒體，所以《華爾街》特別注重國際制片保障體系的建立，這確保了《華爾街》攝制組在世界金融中心的各個核心地帶的順利采訪、拍攝，并直面羅杰斯、巴菲特、蓋特納、查諾斯、鮑爾森等人。
雖然幾乎全部的采訪都在國外完成，但《華爾街》要尋找的是對中國最具價值的點位。正如許文廣所說：“雖然描述的是美國，但我們關照的是中國當下的事情。”這讓《華爾街》和國外同類型紀錄片在內容上有著極為鮮明的分野。比如，《華爾街》強調了股權文化，這難以在西方國家的片子里看到。李成才說：“在別的國家，如果你要強調股權、私有財產，以及股權文化就是民主文化等等，會讓人覺得不知你所云，因為這是人家很早以前就走過的路，早就是常識了。”
華爾街在金融危機之后跌宕起伏，但是《華爾街》的制作者對其價值判斷并沒有出現改變。曾經有一個金融學家對許文廣說：“把華爾街放在一個歷史的維度上來看的話，這次危機只是諸多危機中的一次，甚至不是最嚴重的一次。我們要看到，華爾街本身就是在這樣一次次危機中發生制度變革，走到今天的”。許文廣極為認同這樣的說法，所以在《華爾街》當中，一直有兩條主線并行不悖。一方面，華爾街作為資本市場的標桿，不斷地在危機當中進化和完善，它有很強的自我糾錯能力。但是，另一方面，華爾街銀行家創新的強大動力，有時候又會因為利益的驅使而走入極端，從而引發新的危機。
把華爾街放在歷史的維度里讓中國人審視，毫無疑問能讓發展歷史只有短短20年的中國資本市場有所借鑒。在華爾街兩條發展主線中所產生的創新和監管，是許文廣認為最值得中國資本市場參考的地方。
“華爾街最大的活力來自它的創新，它伴隨著華爾街每一個發展的進程。華爾街創新的原動力來自市場，而不僅僅是來自政府的推動。如何把創新力變成一種來自市場的自發行為，并給予它制度保障。我覺得華爾街對我們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第二點就是華爾街的自律與監管。華爾街永遠有兩步，一方面是創新，但是創新又會讓它進入一些新的灰色地帶，進入到監管者不熟悉的領域。如果監管沒有及時跟上的話，創新本身就會越界，產生很大問題。這時候制度本身是否具有足夠強的糾錯能力，能否不斷地跟進，就非常重要。我想這點也能夠啟發中國的當下。”
欄目VS紀錄片
《華爾街》是一部久違的財經類題材紀錄片，央視上一次拍攝的財經類紀錄片還是2002年的《資本市場》。
事實上，無論CNBC這樣的商業頻道，還是BBC這樣的公共頻道，財經紀錄片都已經成為頻道中的常態節目。但在中國，財經紀錄片仍然像是游戲大作，幾年才發布一款。李成才認為，出現這種狀況，跟收視率沒太大關系，主要的原因在于人。“在中國，紀錄片起步相對較晚，因為它代表電視領域里面最高的成果，它需要豐富的電視表達語言，對創作人員的要求非常高，我們一般的電視從業人員很少有人能夠達到這樣的素質。而我們現行的體制里是很難培養紀錄片導演的，紀錄片導演會很寂寞，幾年時間才能拍出一部片子，一般的電視臺是不可能來養這么一群人的。”
許文廣認為現行的媒體的常態是欄目化，而欄目是快餐式的東西，它無法沉淀，它靠收視率來說話，而且跟培養紀錄片導演的方向是相悖的。央視財經頻道總監助理閆維毅也表示，這與收視環境有著直接的關系。中國是從一個農業大國、文盲大國的土壤中走出來的，絕大多數的觀眾喜歡有劇情、娛樂性的節目表達方式，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接受和習慣欣賞紀錄片需要有相當的過程。只有觀眾對紀錄片熱愛之后，慢慢培育出來的收視習慣才會使得中國紀錄片進入良性的循環。
具體到類似《華爾街》這樣的金融類題材，對創作人員的要求就更高。李成才在拍攝《華爾街》的過程中深有體會：“金融是抽象的，不管是金融領域的哪一個行業，從表面上看似乎所做的工作都一樣，所以，這給我們的電視表現帶來了巨大的難度。而電視是用鏡頭說話，所有的拍攝對象主要是通過畫面來得以展現的。”如何把抽象而重要的題材用影像表現出來，一直是《華爾街》制作過程中的難點。在闡述關于華爾街“金融之父”哈密爾頓創造的“旋轉門”機制的內容中，《華爾街》動用了各種影像特技才達到滿意的效果。而在這種種之外，中國的國情也制約了紀錄片的拍攝——這個題材很敏感，李成才說：“在中國，金融既是經濟也是政治。”
雖然現實如此，具有16年財經節目創作經驗的《華爾街》制片人許文廣還是表示：“帶有國際視野的紀錄片是財經頻道未來開拓的重要題材。”之所以把重心落在國際題材上，許文廣認為除了商業上的考慮，也有其他因素的影響，“我們做電視有這樣的感覺，隔著一定的時間和空間，或許你能看得更準確。看別人(外國)的話，反而會把自己映照得更加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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