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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嵊州領帶城物流中心設計圖。資料圖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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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鐵木織機、有梭織機到劍桿織機再到世界上最高檔的電腦提花織機，這是嵊州領帶“設備革命”走過的道路。資料照片 |
戴著“世界之最”的大帽子，卻說了不算、沒有任何話語權
浙江省嵊州市是世界最大的領帶生產基地之一，這個“領帶之都”曾自豪地聲稱“給地球系上了領帶”。
然而，這個“世界之最”近幾年卻面臨著從上游到下游都被別人掌控在手中、產品附加值低的苦惱。而隨著今年以來上游原材料價格的不斷暴漲，企業利潤嚴重萎縮，幾乎難以支撐。
觀察和解剖嵊州領帶所面臨的產業困境，其實具有標本意義，它的某些產業局限正是浙江制造甚至中國制造的通病。
誰在卡“世界之最”的脖子
到底是制造業大省還是“打工大省”？“世界之最”的苦惱存在于浙江多個行業。
嵊州隸屬浙江省的紹興市。曾依托化纖起家的紹興，用一根根滌綸絲編制了一個龐大的產業群。領帶、襪子等產業，就是紹興紡織業中的最典型代表。
嵊州市的領帶產業自1984年起步以來，目前擁有領帶企業千余家，年產值超過百億元，成為嵊州經濟的支柱產業。“嵊州年產領帶3.5億條，從量的角度上看位居全球第一，占全國的90%，世界的40%。”嵊州市領帶行業協會常務副秘書長周慶余說。不少嵊州人曾自豪地說，他們“給地球系上了領帶”。
令人尷尬的是，嵊州市的領帶產業雖戴著“世界之最”的大帽子，卻是一個說了不算、沒有任何話語權的“世界之最”。業內人士注意到，主要原因是其在上游的原材料供應鏈與下游的價格鏈都缺乏話語權，命運總掌控在別人手里。
上游原材料成本的波動始終卡著嵊州領帶的脖子。領帶真絲用量巨大，嵊州市每年真絲用量達7000噸，其中95%需要在外地采購。由于原材料對外依存度大，價格一有“風吹草動”，就會給領帶企業帶來陣陣“寒意”。今年春繭收購價同比增長60%，前七個月絲價增長40%，從去年的每噸24萬元到今年7月份突破30萬元。
周慶余算過，絲價每噸上漲1萬元，每米面料增加4元成本，每條領帶成本增加0.4元。“按目前的絲價，我們已沒有利潤可言。”周慶余說，“企業已經堅持半年多了，絲價如果不降，恐怕撐不下去了。”
在上游成本擠壓的同時，下游銷售缺乏價格話語權。大量訂單掌握在中間商手中，高額利潤被截留。嵊州市最大的領帶生產企業之一、巴貝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金耀說，以一條嵊州領帶在國際市場上銷售30美元測算，國外終端品牌企業在商店中銷售賺取15美元，拿到品牌經營權的中間商賺取12美元，只給本地生產企業留下3美元的出廠價。
“這些中間商牢牢把控流通渠道，不會讓出。”金耀說，“我們曾計劃收購一家英國從事中間商業務的公司，馬上受到國外批發商‘轉移訂單、停掉業務’的威脅，各種制裁迅速跟上來，收購不得不放棄。除非我們放棄加工，專門做中間商，可這要顛覆整個產業的定位。”
產品低端，沒有話語權，這正是量大利低的“中國制造”的特點。在紹興其它地方，在浙江省，不少以加工出身的行業對品牌幾乎是忽略的，有的縣市支柱產業中，甚至一半以上的企業沒有自己的商標品牌，只能替人做嫁衣。
到底是制造業大省還是“打工大省”？“世界之最”的苦惱同樣存在于其它行業。浙江會制造服裝，有的服裝卻不如其他品牌服裝的紐扣值錢；浙江會制造眼鏡，可有的產品不如別的企業一個眼鏡盒值錢；浙江會制造布匹，可100米布不如別人的一條手帕值錢；浙江會制造打火機，可有的打火機不如別人的火柴值錢。
面對上擠下壓的“卡脖子”處境，嵊州領帶不得不通過考慮提價的問題。自2008年以來，嵊州領帶行業協會先后兩次提價：一次是在2008年每條領帶最終漲價0.1美元；一次是今年5月，每條再漲0.1到0.25美元不等。“這兩次提價難度極大，需要對內終止價格戰、統一企業認識，對外同國際采購商展開馬拉松式談判，而且最后也只是保本微利。漲價10美分都這么費勁，看來再想吃這碗飯就必須得換換腦筋了！”
“量到天花板了，利潤卻還在地板上”
嵊州市委書記郭敏說：“即使全世界的領帶都歸嵊州生產，也難以支撐起整個市域經濟的發展。”
“量都做到天花板了，可利潤十分稀薄，還在地板上。”在嵊州市，這是從政府到企業談起領帶產業時常說的一句話。在當地不少領帶企業心目中，量大利薄成為一大痛處。
巴貝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金耀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目前嵊州領帶還只是賺取中間環節的利潤，非常稀薄，在從生產到終端產品整個利潤鏈條上，只占10%的比重，還有90%的提升空間，產值提升空間更是巨大。與其說嵊州是領帶制造大市，還不如說是打工大市。嵊州市委書記郭敏說，“嵊州領帶雖然在量上已達到產業的天花板，可質的提升還有很大的空間。”
有的嵊州領帶企業主說，量不大，利潤卻很高，在世界上就有范例。同嵊州一樣，意大利的科墨市也是該國的領帶之鄉，但是領帶的產值充其量也不過是全部工業產值的1/5。科墨用于制造領帶的手工繪制絲綢面料，每種款式只印100米，但每米價格卻以百歐元計。近五年間，科墨市雖然還是領帶主產地，可大部分加工環節已轉移到嵊州，而提供設計、持有品牌的科墨市領帶卻拿走了大部分利潤。在國際市場上，科墨的領帶一條可以賣到上百美元，嵊州的領帶最多只能賣幾十美元，而且即使在這幾十美元的價格中，嵊州領帶企業賺取的加工費也只有幾美元。
正如長三角地區許多地方的制造業中心一樣，在過去20多年間，嵊州領帶的起家、勃興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歷史。領帶作為一種輕紡工業，由于其門檻低，一時間，缺乏資金、技術的大量農民涌入這一產業。嵊州領帶正是依靠“大批量、低價位”的優勢，在世界產業分工中，將緣起于西方國家的領帶產業轉移到東方，深圳、香港、臺灣、韓國、日本、意大利等地領帶產業大規模向嵊州轉移，如韓國在嵊州投資的領帶企業就達到30家。
可時至今日，日趨稀薄的利潤已成為制約產業甚至地方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以量為榮的發展方式遇到了巨大的挑戰。郭敏說：“即使全世界的領帶都歸嵊州生產，也難以支撐起整個市域經濟的發展。”
打造一條“垂直產業鏈”
事實上，以加工環節為主的浙江制造業，在歷經20多年的發展中多數并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產業鏈。
目前，嵊州市從政府到企業在生產環節上正全力向上游與下游拉伸，力爭改變以加工為主業的發展方式，把巨大的成本壓力向兩端釋放，把微薄的利潤空間向兩端拓展。
在上游，嵊州市鼓勵企業外拓原料生產基地。一個多月前，巴貝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金耀就遠赴四川省，與當地政府洽談設立蠶桑生產基地事宜。為提高原材料的自主掌控能力，12家領帶生產企業分成兩批，同云南、四川、廣西等地實施“東桑西移”工程的縣市達成多項協議，累計建立蠶桑繭絲生產基地約百萬畝，有的企業還通過控股當地絲綢公司的方式，確保原材料的穩定供應。
據嵊州市政府預計，這些項目全部投產后每年可以產絲近8000噸，不僅能保證嵊州領帶企業的用絲需要，還可以面向國內其他用絲單位銷售白廠絲4000噸左右。為此，市政府每年出資200萬元，設立外拓蠶桑基地專項基金。在浙江嘉興市，嵊州市的領帶企業也把目光放在了當地的供絲大戶身上，把對方納入自己的采購體系當中。
目前，嵊州市還正籌劃建立繭絲調配中心，但這項工作難度更大，需要國家有關部門支持。周慶余說，如果組建一個可儲備3000噸到5000噸的蠶桑繭絲儲備倉庫，可能比建立蠶桑基地速度更快捷、更有效。然而，這樣一個倉庫需要投資10億元到15億元，對地方財政與正處于微利的行業來說壓力太大，如果沒有國家有關部門的協調與銀行的支持，難度可想而知。
在下游，嵊州市加強品牌運作，進軍終端銷售市場。嵊州市經貿局副局長邢昌陸說，政府拿出專門資金鼓勵自主品牌出口、鼓勵收購國外品牌、鼓勵國外注冊商標等。浙江丹魯依服飾有限公司利用歐洲經濟波動的時機，同國外品牌公司合作，在東歐創辦一家終端銷售業務公司。董事長袁小平說：“我們出資，對方以品牌入股，合作協議約定，我們可以分享對方品牌帶來的終端銷售利潤。”此外，巴貝公司收購了意大利一家以設計領帶著稱的公司，宏達制衣公司把設計工作室辦到米蘭，并引進臺灣針織大師潘怡良為旗下品牌的設計總監。
一位研究人員形象地說，嵊州領帶產業眼下最需要上下伸個懶腰，把自己的空間騰得更大一些。事實上，以加工環節為主的浙江制造業，在歷經20多年的發展中多數并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產業鏈。現在的浙江省，包括領帶在內的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重視并力爭打造一條從上到下、縱向一體的“垂直產業鏈”，從而使企業便于從各個環節對產品成本、質量及生產節奏進行控制。
行業“世界之最”、“單打冠軍”的嵊州領帶，正在用自己擺脫陣痛陰影的實踐，為其它戴著光環的“中國制造”敲響警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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嵊州領帶的新“算式”:企業做“減法” 產業變“乘法”
同浙江省許多地方塊狀經濟的“發家史”一樣，作為輕紡工業的領帶，由于其門檻低，當年大量農民涌入這一產業。“稍微有點規模的領帶企業幾乎什么都做。”一位業內人士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從原料采購、到印染、再到打線，企業幾乎每個環節都親力親為，是真真正正的‘小而全’”。
這一嵊州領帶早年的真實寫照，在近兩年間開始發生悄然變化：部分領帶企業開始做起“減法”，退出部分生產環節，重新細化分工，整合產業鏈，卻實現了整體產業變“乘法”的效果。[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