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之所以成為“十二五”改革的重點話題，一方面因為當前社會收入差距之大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另一方面則顯示中國經濟連年高速增長，作為創造這一奇跡的主體即廣大勞動者(壟斷行業另說)卻沒能分享到多少增長帶來的成果。因此，十二五期間要推進國民收入分配改革，必須將提高勞動者工資待遇作為重點問題加以解決。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保持了持續快速增長。即使在金融危機下的2009年，我國GDP增長仍然達到了8.7%，同期中國GDP總量在世界的排名也迅速上升到第三位。然而卻有不少報道反映，為經濟高增長做出巨大貢獻的數千萬中國工人，長期拿的是很低的工資。同時研究顯示，中國工資占企業運營成本不到10%、勞動報酬占國民收入比重不到42%，而發達國家的數字分別為50%左右和55%以上。與長期低收入形成反差的是，近年房價物價等生活成本不斷高漲，讓不少在城市打工的工人生活難以為繼。
勞動報酬過低，首先損害的當然是勞動者的切身利益，如果一個年輕人每天拼命工作，拿到的工資收入卻連自己和家人最基本的生活都難以保障，又何談愛崗敬業。從社會角度而言，勞動者待遇長久得不到應有改善，社會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嚴酷的現實會讓他們感到通過付出更多勞動來改變自身經濟和社會地位的希望變得越來越渺茫，從而很容易導致年輕一代對正當勞動的鄙視和甚至放棄。近年沿海地區不時出現的“民工荒”，其原因不排除勞動力資源本身出現的變化，但背后更多的應該是新一代勞動者對低報酬勞動的一種抵制。
從中國經濟發展的大局來看，提高勞動報酬也是勢在必行。在全球經濟不景氣、外需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中國制造繼續靠以往的低成本低技術來獲取更多市場與贏利恐怕更加困難，提高競爭力的途徑應該是通過采用新技術來提高生產效率。目前工人普遍要求加薪的壓力，或許能成為推動產業轉型的一個動力，從而盡快實現中國制造的升級換代。
不過，面對前段時間出現的“加薪潮”，一些沿海企業寧可將工廠搬遷到其他工資更為低廉的地方，也不愿意給工人加薪，而與收入分配改革關系密切的一些措施比如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等的出臺總要招致不同方面的反對，反映出至少在現階段，各種利益的代表對改善工人勞動報酬問題的態度是有很大差異的。另外從目前的勞動力市場看，盡管局部地區出現過勞動力供應短缺現象，整體上看勞動力依然處于供大于求狀態，這無疑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勞動工資的增加。加上目前不少企業中代表工人利益的組織比如工會等并不健全，所謂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很難普遍推行開來，提高勞動報酬的阻力不可忽視。
如果說勞動是維持經濟增長以及提高人民群眾物質生活水平的重要基礎，對勞動者提高工資待遇的訴求就必須給予足夠重視。今年以來，已有不少地方宣布調高最低工資標準，雖然增加后的收入與社會平均收入水平相比仍有不小差距，但對于長期難改變的勞動待遇來說畢竟是一個開始。十二五期間，這方面的改革預計會有較快的步伐。有關政府部門應該盡快出臺相關規定，推進有利于企業提高職工工資待遇的法律制度建設，特別要盡快明確勞資協商的“游戲規則”，以保護廣大工薪階層的基本權利不被侵犯。此外還要從改善社會大環境出發，加快建立覆蓋所有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為勞動者減少后顧之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