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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月，研究院里的招聘達到了高潮，此后兩個星期內，走進希格瑪大廈的博士超過了100人，后來，我們在招聘中，甚至放低了對學歷的要求。
大量的暑期實習生也開始進入研究院，他們和自己的老師一起作研究，和正式員工一樣拼命地工作。而他們一旦在研究院做出了成果，就可以在國際期刊上發表論文，而這樣一篇論文，對于申請麻省理工學院這樣的全球頂級院校，都有很大幫助。
從成立的第一天起，我就希望為研究院營造一種寬松的環境。
我不允許員工稱我“李總”或者“李院長”，而是喜歡大家按照美國的習慣，叫我“開復”。研究院所有人之間都是直呼其名，很多中國學生剛開始不太習慣，日子一長，也都慢慢適應了。后來，亞勤私下里叫我“KFC”，因為我名字的簡寫是KF，我為了“報復”他，就叫他“牙簽”（YQ）。
研究院初創的時候，我們喜歡圍著一個桌子吃午飯，還規定每個人輪流講笑話，講不出來就要受罰，有些女同事講不出來，就掏出手機來翻。
公司決策方面，我極力倡導依靠大家的集體智慧。最有趣的例子，就是我發動大家給會議室取名字。早期，我們的會議室沒有名稱。我想，為什么不召集大家一起來想呢？我立即發出一封郵件：“大家都來發揮自己的創意，想想如何給我們的會議室命名，比如，我想了個名字，叫火藥庫！大家覺得怎么樣？快來參與！”在郵件的末尾，我還畫了一張笑臉。我覺得在火藥庫里，大家擦出思想的火花，是一個不賴的比喻。
郵件一發出，很快引起熱議。研究員徐迎慶最先群發了一封郵件，“開復的火藥庫的名字不錯，那我們可以用四大發明來命名我們的會議室，比如火藥庫、司南車、造紙坊、印刷廠。”
行政助理鄭薇回應說，“可以用中國古代哲學家的名字，可以聯想到我們的會議室里都是奇思妙想！”
研究員張高提出，“可不可以用計算機科學家的名字，比如阿倫?圖靈、阿倫?伯利斯，以激勵研究人員在科學的道路上勇于攀登。”
徐彥君建議用“雅典娜”來命名，以示對研究院女同事的敬意，用“羅馬”來命名另一個會議室，因為這是一個最早建立議會制的城市，這象征著研究院要進行平等的學術交流。
關于命名的郵件你來我往，好不熱鬧。我再次發出郵件說，“我忽然覺得迎慶四大發明的名字挺有意思，我自己又想了一個，零和一的概念跟計算機息息相關，可不可以用‘Zero
Room’來命名一個會議室，不過，我就不知道如何用中文準確表達了，總不能叫‘零堂’吧。”
Zero
Room，后來經過研究員陳通賢和孫宏輝多次討論，終于找到了對應的翻譯——靈感屋，此外，他們還想了個新名字——算盤室（Abacus
Room）。
到了投票結束的時間。會議室的名字最終確定，分別是：指南廳、火藥庫、造紙坊、印刷廠、靈感屋和算盤室。
現在想來，這是我們集體智慧的結晶，是我們腦力激蕩的結果，也是我們團隊精神的演練。
作為領導，我相信，“架子最不值錢，而點子最值錢”，我們需要新的公司管理方式，需要用一種更加平等、更加均衡、更富有創造力的心態來認識、理解和實踐領導藝術。
外出開會，研究院有一個集體項目——拱豬，并且規定：誰輸了，誰就必須鉆桌子。我有橋牌的基礎，因此牌技還算不錯，即便這樣，也有摸一手臭牌的時候，輸了，我也得鉆桌子。張亞勤、凌小寧也都鉆過桌子。
我每年的生日，研究院的同事們都會送一些很別致的禮物。一次，我走進辦公室，看見小小的房間里堆滿了各種顏色的氣球，桌上放著他們送我的禮物——一只很丑很可愛的黑猩猩，猩猩旁邊有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按我的肚子，我就會說話。我按了一下，聽到的是他們的祝福，當然，還夾帶著一些嘲笑我的話。
有時候，他們還會惡作劇地給我做一條斜跨的緞帶，上面寫著字，然后逼我戴上照相留念。
現在回憶起來，那真是一段值得珍惜的快樂時光，總是讓我覺得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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