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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國有資產改革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和改革開放的歷程基本同步。從最初的承包制、砸“三鐵”，到后來的買斷工齡、“從頭再來”，再到國退民進、管理層收購（MBO），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改革一直處于輿論的風口浪尖。國有資產改革的必要性在哪里？如何避免改革過程中的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公？
一
問：中國的國有資產改革已經進行了多年，您對這個領域的改革有何評價？其中的經驗和教訓是什么？
陳志武：過去30年的資產財富國有，是有其積極的一面。特別是跟印度相比，中國在社會財富主要集中在國家手里的情況下，能快速調動大量資源，集中發展工業產能、建設基礎設施等。但印度則處于兩邊都不靠的局面，他們既沒有發達的資本市場把分散私有的資源調動、匯集起來，又沒有資源的國有，所以，當印度想要快速發展基礎設施、加快工業產能建設時，他們調動資源的能力沒法跟中國比。因此，國有制對于后發展的中國實現快速趕超曾起到積極的作用。
但是，到今天，國有制的民營化改革已經是不加快不行了。為什么呢？道理很簡單，我們不能總是投資建廠、修路、蓋大樓，而忽視消費，現在已經是工業產能嚴重過剩。現在阻礙經濟增長的瓶頸是消費增長不足，而不是工業投資不足。過去我們總把生產建設跟經濟發展等同起來，現在要改了，消費也是發展經濟，甚至是更重要的促進經濟發展的行為。對于以前總處于溫飽邊緣的農業社會，生產能力低一直是經濟發展的瓶頸口，那種“發展經濟等于擴大生產建設”的觀念是可以理解。但是，到今天，多謝工業革命，生產能力已不是問題，關鍵是到哪里找到更多的消費需求以滿足產能的擴張。
所以，過去是從效率的角度談為什么要把國企民營化，但是，到今天，我們必須從財富的國有還是民有，誰更能促進國內消費需求增長，誰更能促進經濟模式轉型的角度來考慮下一步改革方向的問題。
在生產性資產是民有的社會里，老百姓可以從兩種渠道分享經濟增長的好處，一是通過勞動工資的上漲，另一個是通過財產升值。這就是為什么盡管美國在1998年~1999年間GDP增速只有4%左右，但整個經濟和社會是一片繁榮。可是，在中國只有在GDP增速超過9%，社會才能體驗到繁榮，是因為中國以國有資產為主，這樣，老百姓差不多只能通過工資的上漲分享經濟增長的好處，而資產升值則主要由國家獨享了。資產的國有使老百姓難以感受到資產升值的好處。
因此，國有制經濟往往是消費需求不足，只能靠投資刺激增長。實際上，國有經濟也更偏好靠投資促增長，過去的蘇聯和計劃經濟的中國都如此。而私有經濟體只要有較低的經濟增長，就能帶動很多的內需增長。
十七大報告中講到要增加老百姓的財產性收入，這種政策意愿很好。只不過，在國有制之下，老百姓沒有獲得財產性收入的產權基礎。因此，民營化改革是實現十七大提出的目標的根本性一步，也是必要的一步。
問：那么必要性表現在哪里？
陳志武：表現在中國不能再靠投資、靠出口市場、靠擴大工業產能為進一步的增長提供動力。為了經濟轉型，最核心的改革之一是把國有資產的所有者落實，把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請出來，讓產權真正落實到具體的個人身上。也就是說，把國有產權通過“國民權益基金”股份的形式分給13億公民，這樣，讓13億公民都能通過基金股份參與國有企業的分紅，并直接享受到國有資產的升值。只有在民營化改革之后，中國老百姓的消費增長才會更旺盛，國內需求的進一步增長才有了具體的財產基礎。
問：近些年國退民進式的改革，并沒有造就多少有實力的民營企業，反而是國有壟斷企業的實力不斷增強壯大，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么？
陳志武：原因當然很多。第一，2001年底加入WTO給中國經濟帶來一輪高增長，不管是國企、民企、外企，都能分享到部分WTO紅利，因此，這些年國企的利潤也在上升。可是，許多人沒有看到這些年國企利潤背后的這類原因，而是下結論說企業的所有制性質對效率沒影響，于是，“國退民進”停止，進而改成“第二次國有化”。第二，在行業準入、融資機會、融資成本以及監管審批框架上，多方面對民企歧視、對國企優惠。比如，像近期的宏觀調控政策以控制貸款總額為具體目標，其結果是保護了國企，逼著許多民企因無法得到資金而關閉。另外，在行政、法律和司法過程中，由于國企的股東是國家，它們總能得到特殊的保護，這直接構成對民企的歧視，犧牲民企的權利。在這些環境下，民企當然無法與國企公平競爭。
問：談到把國有資產分給全民，很多人會想到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的私有化，以及其所造成的寡頭、失業增加等現象。在很多中國人的心里，私有化就是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公的代名詞。您對此有何評價？
陳志武：我走過這么多個國家，看到的情況正好相反，反倒是公有制不受制約的權力帶來的社會不公最突出。俄羅斯的結局恰恰是私有化不徹底，權力不受制約所致。1992年~1994年間，俄羅斯最初的私有化是政府給每個公民分發面額一萬盧布的私有化券，憑證可購買企業股票或入股投資基金，也可有償轉讓或出賣，數以千百萬計的俄羅斯人成為了股民。這之后，因為通貨膨脹，一些民眾為了生計出賣了私有化券，暴富者和經理們乘機廉價收買，私有化證券在他們手中集中。但這部分的比例不是很大，而且也因為當時的俄羅斯人對有價證券還沒經驗，以為這些東西沒有什么價值、不值錢。
俄羅斯的私有化之所以廣受詬病，問題主要出在1992年~1994年私有化過程中，許多重點國企40%左右的股權繼續由政府擁有，于是，之后，這些企業在本質上繼續是國有控股企業，虧損仍然嚴重。到1996年時，這些企業財務危機又出現。
當時，俄羅斯面臨總統選舉，葉利欽要連任，而此時經濟形勢不好，企業普遍經營不善，政府的財政收入很少。政府想的解困辦法就是“以債換股”，也就是，讓一些個人給國有企業貸款，同時由國有股份作為擔保：如果企業在幾年內不能還貸，放貸的個人就自然接手國有股份、成為企業的所有者。在實際操作上，雖然也有招投標，但內部交易嚴重。少數人放貸給企業后，再和企業管理者合謀造成企業的經營不善，無力還貸，從效果上迫使大量國有企業以極低的價格落到了私人手中，由此產生了一些財富寡頭。這種做法有點像國內前幾年搞的國企MBO。
所以，俄羅斯出現的財富寡頭不是私有化券所致，而是后來的“以債換股”，當初私有化不徹底所致。
而捷克的情況就不同。捷克也是發行私有化券，將所有國有資產平分給國民，公民可以直接購買公有企業股份，也可以向投資基金投入私有化券，成為基金股東。基金用私有化券購買企業股份，獲取投資回報，然后再向投入私有化券的公民分紅。投資基金成為了企業的大股東，這樣一來，就解決了企業股權過于分散的局面。捷克的私有化很徹底，沒有留下國有股份，也就沒有留下任何諸如“以債換股”的后遺癥。在捷克，私有化后，并沒造就俄羅斯那樣的寡頭。私有化轉軌完成以后，捷克成為繼波蘭之后第二個經濟復蘇的東歐國家。
以上可以看出，人們對私有化的恐慌和對公有制的迷戀，是沒有多少事實支持的。我們知道，發達的富裕國家沒有一個是靠國有制富起來的，今天世界上發達的國家都是以私有制為基礎。俄羅斯的問題也不是因私有化券所致。中國目前的公有制實際上是官權所有，公有制成為少數人控制社會資源、進行權錢交易、明目張膽瓜分國有資產的借口。在這種體制下，人民名義是所有者，實際上根本無法行使所有者的權利，既沒有對國有資產的使用、管理和分配的發言權和監督權，也無法從國有資產的增值中獲利。到今天，還是連一份國有資產清單都沒有，更不用說有經獨立審計公司審計過的國有企業財務報表，給老百姓看。
所以，我要推的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私有化，而是要將國有企業“全民所有制”中的“全民”作為財產所有者的身份落實。以前，“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缺位，或說是虛的。現在，我們應該將國有資產股份注入一個個“國民權益基金”，或者說就把國資委改名換姓成“國民權益基金”，然后，把這些基金股份均分到13億公民手中，讓他們明確成為這些國有資產的所有者，并允許他們自由交易這些“國民權益基金”股份。
這實際上是實現真正的“全民所有制”，讓每個人都成為有產者。這是民營化。
中國今天要搞民營化，相對要比當初俄羅斯、捷克的條件成熟很多。俄羅斯、捷克的老百姓當時對股票、債券、基金股份的價值完全沒有認識，也沒有任何實際操作經驗。我1986年在國防科技大學工作，當時學校強制教師每月買國庫券，工資的一部分直接以國庫券的形式發放。我當時對有價證券毫無認識，認為它沒有價值，等同廢紙，所以隨手就給了別人。我當時對國庫券的認識和態度大概和俄羅斯、捷克的人們對私有化券的認識和態度差不多。但現在，中國的情況不同了，中國老百姓全民炒股，基金賬戶有一億多，大家對股票、基金等有價證券的認識已經比較充分，市場監管的問題雖然很多，但監管架構已經具備，也有近18年的經驗。要搞民營化，中國人比當初的俄羅斯人、東歐人有經驗得多，至少不會出現拿民營化基金股份換酒喝的情況。
問：目前中國如果進行大規模的民營化，其中的腐敗和權錢交易是肯定的，這個問題怎么解決？政治改革和私有化是否存在先后的問題？
陳志武：在一個缺乏對權力進行民主監督的社會里，才更需要民營化，讓缺乏制約的權力沒有腐敗的資產基礎。因為民營化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可以在政治上起到制約權力的效果。國有制讓人民從屬于權力，這一點在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等書中均有詳盡論述。而民有制則有利于權力制約體系的建立，因為大部分人有了財產特別是資產性財富后，會增加中產階級的規模，人們實現自己財產價值的愿望會更強烈，權利意識會增強，會更理直氣壯地對權力進行監督和質疑。因此，在目前政治體制改革難有根本突破的前提下，進行民營化改革或許能從另一個角度提升中國的民主。
問：羅馬俱樂部在幾年前曾經出過一本書《私有化的局限》，認為私有化是件好事，但有局限，推行私有化要趨利避害。在您看來，私有化的邊界和局限是什么？是不是私有化的程度越高就越好？
陳志武：對一個國家，私有和公有的邊界到底應該在哪里，取決于以下因素。
首先是這個國家的制度架構，是否有憲政民主？司法是否獨立？這些方面的實現程度越高，對公有制的支持程度就越高，因國有制帶來的委托代理成本會越低，公有制的邊界就越寬些。只有當公民對國有資產的占有、使用、處置擁有充分的監督權力時，委托代理成本才可能降低。這就對政治的民主化程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蘇聯和東歐的歷史已經證明，在沒有憲政民主和司法獨立的情況下，所謂的公有制到底會是什么東西。
其次是人口的多少。新加坡、瑞典、丹麥這樣的小國可以搞公有制，因為這些社會的人口才幾百萬，同質化程度很高，使管理者和人民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相對較低，減少委托代理過程中的道德風險。而像中國這樣有13億人口的大國，國企資產管理的復雜程度超過人們的想像，委托代理成本遠勝過公有制能帶來的任何好處。當然，一個辦法是建立龐大的官僚體系來管理13億人的公有資產，但官僚體制人數多，在信息和資源上占有優勢后，不僅道德風險會出奇的高，而且讓老百姓在博弈中處于劣勢。所以，中國如果在社區、鎮、縣這個層面搞公有制，也許有些可行性，但在全國范圍內，要實現成功的公有制幾乎不可能。
再次是跟一國的發達程度、發展階段有關。前面講到過，在中國需要高速工業化，需要建立龐大的基礎設施網絡時期，經濟靠投資驅動，那時，國有經濟的比重可以高些，這有利于資源的集中投資，有利于快速工業化。但是，一旦工業化發展成熟，甚至出現產能過剩，國有資產比重太高，反而會切斷經濟增長對社會能產生的財富效應，阻礙國內居民消費的增長，不利于經濟模式從投資驅動到消費驅動的轉型。因此，工業化了的社會里，國有經濟的比重必須降低，其邊界應該變窄，否則，會阻礙進一步的發展。
問：金融、石油、國防等行業的民營化還會牽涉國家安全和產油國戰略的問題，但不進行民營化又難以提高效率，這個矛盾怎么解決？
陳志武：金融、石油、國防等行業掌握在私人手里會危及國家安全，我看不出來。從中國目前的情況看，這些行業由國有企業壟斷反而更不安全。拿石油業的情況來看，因為壟斷的日子太好過，相關企業根本沒有動力進行技術創新，也沒有動力尋找替代能源，從長遠講，這使未來的國計民生更不安全了。在人類歷史上，懶惰、不思進取所造成的損失遠大于任何的有形損失，只不過人們看不到而已。
在工程機械行業，三一重工、中聯重科都是民有、民營企業，這些企業的所有者都是私人，他們有威脅國家安全嗎？反倒是他們這些企業的不斷創新，使中國工程機械業的國際競爭力越來越勢不可擋。
在美國，國防這樣和國家安全直接相關的產業，也完全掌握在私人企業手中。美國的國防采購，從戰斗機到愛國者導彈，都是由政府向波音、洛克希德、馬丁等私人企業采購的，甚至在伊拉克打仗時，都有私人保安公司承包許多本來由軍隊做的戰務。沒聽說過這些企業有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情況。私人企業在利益驅動下，效率更高，更好管理，這一點哪個行業都是如此。
二
問：最近，中國經濟出現了一些令人擔心的變化。在此背景之下，推進民營化改革有何意義和迫切性？
陳志武：近期，中國經濟出現了產能過剩、出口偏緊等不利情況，多項經濟指標增速放緩，大家都擔心經濟出問題。但事實上，今年的經濟增長率雖然達不到兩位數，但預計仍在8%以上，這仍然是很高的增長，但為什么大家這么緊張呢？這是因為老百姓感受到的GDP增長和實際的第Ⅱ篇國富民窮之憂
GDP增長是兩回事，后者到了老百姓那里是要打折的，老百姓沒辦法同等程度上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
為什么呢？因為中國經濟增長主要是生產性增長，過分依賴工業、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投資，大部分社會財富掌握在國家手里，民眾沒有多少資產性收入，主要或說完全靠工資生活。在國有制之下，民間不擁有太多資產，老百姓的資產性收入缺乏，其消費需求當然被壓制，經濟再增長也產生不出太多的財富效應，這是一種畸形的資源配置結構。
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生產已經不是問題，但造出來的東西由誰來買，這才是增長的瓶頸所在。以前中國造的東西賣給別的國家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但近期由于次貸危機等原因導致外部訂單減少，內需不足的問題就顯得尤為突出。而且即便沒有次貸危機，由于世界大多數人已經用上了中國商品，以后要大幅擴展會很難。所以，中國經濟從外向型向內需型轉變已經迫在眉睫，而要實現這種轉變，就必須改變目前的所有制結構，把國有經濟中屬于每個人的那部分產權分給個人，讓大家同等程度地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
問：今年（2008年）以來，您多次提到了民營化的重要性。那么在操作層面，在如何將國有資產民營化的具體做法上，您有何設想？
陳志武：我設想的是人均一份的改革模式，公平、透明，可以最大限度地杜絕權錢交易。具體做法是：由150家左右的央企組成國家層面的國民權益基金，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也各自成立基于當地國企產權的國民權益基金，包括各轄區的國有資產。這樣全國就有32個國民權益基金同時存在。然后，給全體國民每人同等份額的國民權益券，由國民自愿決定愿花多少價錢，去購買哪個國民權益基金的股份。當然，可能或有很多人選擇買全國、廣東、上海等發達地區的公民權益基金股份，那么這些地方國民權益基金的股價就會上漲。這樣就會形成競爭的局面，價格低的國民權益基金就會想方設法提高經營水平和效益。
2006年底，國有企業凈資產總值約13萬億元，人均大概一萬元，如果按目前GDP的增速10%計，每人每年就有財產性收益1
000元，一個三口之家就會增加3 000元左右的現金流，這對拉動內需肯定有很大的幫助。
問：到目前為止，人們對您設想的反應如何？您認為自己的設想有無可能變成現實？
陳志武：反應很好。關鍵是，人們終于看到，老百姓過去基本只有工資這條單一渠道分享經濟發展的好處，現在是通過民營化改革、放開資產升值這條分享經濟增長好處的渠道的時候了，這是從根本上解放民間消費的改革；另外，許多朋友也認識到，國有制經濟必然靠投資、靠出口驅動增長，而如果要依賴國內居民消費驅動增長，就必須先把資產產權民營化，因為資產的國有從根本上抑制居民消費。看到體制的這些影響后，民營化改革只是時機的選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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