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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是香港回歸祖國10周年。經歷了10年風雨洗禮的香港，其回歸和“一國兩制”的影響如何?香港今后的經濟前景取決于什么？它對中國的發展有何啟示？
問：2007年7月1日是香港回歸祖國10周年。您認為“一國兩制”實施10年來給香港經濟、金融分別帶來了多大影響？
陳志武：在過去10年里，雖然出現過幾次挑戰，但在沒有出現大的持續性政治或社會危機的情況下，“一國兩制”運作得基本順利。香港獨特的法治體系和開放的新聞媒體基本被保留，并且還有許多好的發展，香港民主進程也在加速。這些為香港自由市場經濟的持續增長提供了條件。我相信法治秩序、權利意識已在香港扎根，香港經濟所需要的制度架構會進一步完善。
但是，我們不得不看到，由于內地與香港之間的政治文化差異、社會結構差異，過去10年里也的確有許多教訓，總結這些經驗和教訓對今后的發展至關重要。香港對大陸太重要，如果“一國兩制”出現問題并讓香港失去活力，那會是世界所有華人的損失，也會對中國的崛起構成巨大的障礙。第一，由于中國內地還沒有一套憲法法院體系，人們對于違憲行為、對有悖于憲法的行政決策或政治決策，還沒有一種公正可靠的司法救濟途徑。也就是說，當“一國兩制”被任何、方拋棄或違背時，另一方靠什么來維護“一國兩制”原則的尊嚴和完整性?在某種意義上，到目前為止，國際輿論和香港隱含的中國經濟利益是“一國兩制”的主要維系手段。這種“憲法法院”真空是港人某些憂慮的起因。
其次，2003年“非典”前后，政府通過珠三角經濟特區等政策給香港提供許多實惠，想以此幫助香港經濟走出困境。可是，這些好心之后，香港人還是于2003年7月1日上街游行。加上香港的其他回應行為，讓體制內外的人都感到困惑，好像覺得香港人很不領情、很忘恩負義。那次經歷讓北京以及其他地方的許多人感到傷害。我覺得那次經歷非常說明大陸對香港社會的變化缺乏認識，以至于發生那么大的誤會。我們知道，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香港的制造業和農業還占相當的分量。到1980年，香港GDP有近1/4在制造業、礦業和農漁業，超過25%的人從事這些勞動力行業，更多的人也只是開些“夫妻店”。可以說，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香港人更多是沒有受過太多教育的人，那時候的香港人或許更看重實際恩惠，容易被物質的東西滿足。但是，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制造業慢慢從香港往內地轉移，到2006年香港服務業占GDP的91%，制造業不到4%，所以香港社會已經相當白領化，基本衣食住行不再是問題。更何況，20世紀70年代、80年代許多香港家庭把小孩送到英、美、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留學，即使不留學在香港本地大學讀書，新一代的香港人跟他們的父母輩相比，在權利、民主、自由的意識和文化上已非常現代。這幾代人從小就不為溫飽擔憂，他們的教育使他們更看重文化以及權利的價值。對于他們來說，經濟上的恩惠重要，但還不夠，他們更看重那些非物質的價值。可是，香港這些社會結構與文化方面的變化是內地有關管理層所沒有認識到的。所以，前些年，內地是一種想法、一種價值體系，而香港人是另一種價值體系。對于一項政策，內地人以為“這下可以解決問題了”，而香港人的反應可能很消極。我希望我們從中吸取一些教訓。
這就涉及對香港的研究問題。以往對香港研究得太少，客觀的研究就更缺乏了。實際上，香港的傳統就是自由經濟、法治下的自由社會，不干預反而會更好。香港是一個非常令人向往的現代社會，也是人類的經濟奇跡，在許多方面都是值得內地學習的榜樣。香港本身就是中國人的財富，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是一個非常有創意、能夠保留這筆巨大財富的制度架構。
問：香港回歸后不久，就趕上了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亞洲金融危機給香港經濟、金融分別帶來了多大影響?香港為什么能夠順利闖過亞洲金融危機？
陳志武：三個最主要的因素救了香港。第一，香港自由開放的新聞媒體和法治提高了其抵抗金融危機的能力。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以及當時的韓國都缺乏可靠的法治，所以權力以及跟權力的關系歷來主導了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資金借貸、資金投放決策，埋下許多金融危機的種子。加上那些國家的新聞媒體又不自由，沒有獨立媒體去揭發那些權錢勾結起來的金融體系，使他們的金融體系弱不禁風。所以，危機一來，金融體系就崩盤了。但香港的法治更可靠，新聞媒體更自由。實際上，自由開放的新聞媒體是最重要的規避金融危機風險的手段，可以讓那些金融問題在沒有釀成危機之前就被曝光，以此逼著相關人員把問題解決好。所以，香港的制度救了香港。
其次是內地改革開放的深化。特別是2001年中國加入WTO使中國經濟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這些強化了香港作為中國通向世界的重要橋梁作用。香港是內地和外國跨國公司都能接受的中間商，中國的外貿越多，香港的商機就越多。相比之下，泰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都沒有一個中國這樣的經濟老大哥在邊上，靠一個這么大的老大哥從亞洲金融危機中走出來。
再次就是香港的經濟優勢在于金融業，包括資本市場和銀行，而其他亞洲金融危機中受影響極深的國家當時基本都以制造業為主，這對他們在金融危機后的復蘇影響很大。原因是，在1997年之前和之后，制造業都往中國轉移，其他亞洲國家難以抗拒這種趨勢。所以，亞洲金融危機之后，這些亞洲國家的產業結構限制了他們的復蘇速度。相比之下，香港的金融優勢并沒有受到任何挑戰。相反，由于中國經濟的發展需要更多外資與金融支持，中國內地的資本化發展也需要香港的金融服務業支持。這樣一來，中國的發展不僅沒有像沖擊其他亞洲國家一樣沖擊香港經濟，反而進一步刺激以金融服務業為主的香港經濟的發展。
問：除了亞洲金融危機，香港后來又趕上了禽流感和“非典”兩場公共衛生危機。它們給香港帶來了多大影響?香港為什么能夠戰勝這兩場公共衛生危機？
陳志武：主要歸功于香港的醫務人員，他們保留了過去一個多世紀在香港累積起來的職業操守和專業文化。他們的所為也證明了自由社會和自私自利是完全不同的東西，并不像我們以前想像的“市場化程度高的社會必然是人人自私的社會”。
正因為香港的醫務人員比內地更具有職業操守和專業文化，我一直認為香港應該大力發展醫療服務業、養老業，為內地的個人提供內地很難有的職業醫療與養老服務。
問：您如何評價香港今天的經濟狀況？香港和上海，您覺得誰才會是今后中國的金融中心？
陳志武：除非內地在制度保障和新聞媒體開放度上有實質性的改善，讓司法、市場監管和媒體都享有根本的獨立性，否則那些認為上海能從根本上取代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看法只能是一種愿望。不可否認，在政府直接操縱與安排之下，上海的資本市場不時會出現勝過香港的局面，但那是表面現象，是政府安排的。世界歷史上任何主要的金融市場中心沒有一個不是市場自發力量發展的，那樣才有活力，能長久繁榮。而政府安排并靠壓制市場自發力量發展的資本市場，本身就跟資本市場的本意相沖突。當然，這不排除在一段時間內會有政府安排下的表面繁榮，就像當年前蘇聯計劃經濟的繁榮一樣，但那會難以持久。香港的法治、新聞媒體以及職業監管團隊的優勢，加上外國金融機構和從業者對香港制度的熟悉，這些使香港在未來許多年內具有上海難以逾越的優勢。所以，香港會繼續是中國最重要的金融中心，這也是中國的改革開放能夠勝過印度等國家的重要原因之一，沒有香港在20世紀70年代之后在改革開放中的特殊作用，難以想像中國的改革開放會這么成功。
我知道，許多人說，隨著大陸自身的改革，外商和投資者自己可直接繞開香港進入內地，香港的重要性會逐漸減弱。這是對的。但是，中國經濟規模會很大，對金融服務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長，在這個發展過程中，上海和香港都會快速增長。的確，在20世紀40年代前，上海勝過香港。但從那以后，情況變了。對中國來說，最好的政策是以香港為主要金融中心，并同時發展上海的證券以及其他金融業，讓兩地同時競爭，這是對中國最好的做法。香港是中國的無價之寶。
問：香港背靠內地、放眼世界，這給香港經濟帶來了哪些好處?又有哪些弊端?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斷推進，香港對中國內地的重要性是不是在降低，還是說在增強?香港和內地如何在全球化時代創造雙贏格局？
陳志武：過去4年里，每年我都帶幾十位耶魯大學的MBA學生來中國，參觀考察中國的公司和單位。每次我們都先飛到香港，然后到上海等地。之所以這樣安排，就是因為這種順序能給那些從沒來過中國的外國學生一種很自然的適應過程。香港既流行英文，又在文化等許多方面最接近西方，給人的落差感最小。我知道，在硬件上，上海、北京等城市越來越像香港，但在文化、待人接物等許多軟件方面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我們的經歷和做法也基本反映了多數外資企業、跨國公司的實踐，也反映了他們的感受，正因為這樣，在未來許多年里，香港在中國開放中的地位是沒法被取代的。那么，在內地城市的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香港的橋梁作用越來越低之后，香港不是會越來越衰敗了嗎?不用擔心，香港只要集中發展金融、教育和醫療行業，這就夠了。香港這么小的地方，所能居住的人口本來就有限，用不著跟大陸在低利潤空間的領域去競爭，包括在金融、教育和醫療行業里也只鉆那些最賺錢的領域，做那些內地同行無法做的東西，小而精應該是香港的模式。比如，在教育領域，香港有著相當的學術自由，在教學內容上也非常靈活而不僵化，可以促進學生的創造性。所以，香港不必什么都做，而是專做內地制度所不能做到或不能使其達到精華的行業。內地政府也應該鼓勵香港的自由發展，保證港府真正對港人負責，只有這樣，內地與香港才能有長久持續地雙贏。
問：香港目前的經濟發展模式對澳門和臺灣能否提供有益的借鑒？
陳志武：我對澳門關注較少，也不太了解。但對臺灣而言，自1997年以來，香港就是所有臺灣人都在關注的樣板。香港民主實現得好不好、“一國兩制”運作得順不順，這些都對臺灣有直接的示范作用和影響力。就像龍應臺女士所談到的，我們不能以為臺灣人只在乎飯碗和錢包。謝天謝地，香港、臺灣以及大陸的老百姓都已走出了為溫飽而奮斗的時代，就像香港的新一代一樣，臺灣的民眾也比他們的父輩更在乎是否能過上衣食住行之外的體面生活，在乎自由和權利方面的感受。所以，香港過去10年以及未來的經歷都對臺灣回歸祖國有著具體而貼切的意義。
問：您如何看待這10年間，香港在世界金融地位上的變化?如今，香港能算得上是全球金融中心之一嗎?目前，香港與倫敦、紐約這兩大世界金融中心是否有差距?如果有的話，差距在哪里?這種差距怎樣才能彌補？
陳志武：由于中國經濟的起飛和香港在亞洲獨有的法治傳統，香港不僅是亞洲獨有的國際大都市，而且是亞洲最強的金融中心，世界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在美洲大陸，人們會想到紐約為金融中心；在歐洲，人們會想到倫敦；在亞洲，人們會想到香港和東京。由于日本的金融管制，實際上，人們普遍認為香港是大亞洲的最主要金融中心。跟紐約和倫敦一樣，香港在證券市場、銀行、保險、私人理財、基金管理（包括對沖基金和私人股權基金）等領域非常突出，這都是全球資本配置體系中非常關鍵的金融中介。香港的法治、自由媒體和自由市場理念給世界各地提供了金融交易所需要的信譽和信任。
香港金融市場的不足在于，其資本市場上的上市公司以及服務對象基本都是香港和大陸的，來自中國之外的國家和地區還太少。最近兩年，北美與西歐之間證券交易所的跨國并購非常盛行，比如紐約證交所并購了歐洲證交所、納斯達克要并購倫敦證交所，這是全球金融業競爭的新趨勢，現代交通運輸工具以及通信手段使交易所跨國運行成為現實。美洲、歐洲金融中心的強強結合之后，無疑對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是一種挑戰。香港必須以行動面對這種挑戰，在地理區域上必須向亞洲，特別是中東國家延伸，形成自己的強強結盟。
另一個不足在于香港的債券市場欠發達，遠落后于紐約和倫敦，這也是一種金融市場的普遍缺陷，有必要發展這一關鍵金融市場。
問：美國權威雜志《財富》于1995年一度預言，回歸將令香港死亡。但香港回歸10年后，最新出版的《時代》周刊（亞洲版），在13年后為此言論進行重新審視，以整整25頁的篇幅承認其姊妹雜志《財富》當年報道錯誤，更直認香港比從前更有活力。您如何評價當年《財富》的報道和眼下《時代》的報道？
陳志武：我認為，《財富》當年的預測中沒有考慮到中國經濟會在1997年，特別是2001年進入WTO之后增長得這么快，沒想到大陸經濟的資本化和金融化程度會上升得這么快，這是他們當初預測中的最大漏洞，他們把預測的側重點全放在制度的優劣上。我們要知道，制度對經濟的影響是在效率上，在同樣的發展機會和同樣的努力下，好的制度會讓你產出更多的收入和經濟增長，而不好的制度會讓你失去機會或只產出一點點的收入。但是，如果中國經濟以超常的速度發展，那么，不管1997年后香港受到的制度影響如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給香港所帶來的發展機會就會壓過其他因素。而香港本來就有自由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所以，香港經濟不發展，香港社會不充滿活力，也難。
問：您本人如何預期未來10年甚至20年內的香港經濟的發展?世界經濟格局對香港的未來是越來越有利，還是不利？
陳志武：如果香港進一步從幾方面強化其經濟與政治結構，香港的未來會繼續繁榮。第一是如上所述的，香港應該集中發展金融、教育和醫療行業，當然還有轉出口貿易，他們也的確正在這樣定位香港的產業結構。第二，香港必須以國際大都市定位，不要變成只是中國的一個都市，如果那樣的話，香港無法與那么多的內地城市競爭，那是死路一條。換言之，香港的一切定位應該是強化其國際性，而不是要強化其中國內地性，讓它的經濟機會跟大中華、跟大亞洲和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聯系得更緊，不能只依賴大陸經濟。上市公司的來源也要超出中國，這樣才可強化其國際性。第三，香港在民主發展上必須向前走。香港人的素質很高，教育水平也高，地方又小，沒有理由運作不好民主，這是能強化香港自身穩定發展、減少其他政治動蕩對香港影響的具體制度保障，也是香港進一步國際化、進入現代政治社會的必須。這些都能幫助保障香港的獨特性與繁榮。
問：您去過香港（或者在香港居住過），您怎么看香港的?有沒有什么特別的感受，或者一些有意思的個人經歷？
陳志武：1989年初我第一次去香港，1995年暑期去住過兩個月，最近幾年每年去幾次。每次去香港都讓我感嘆自由市場、自由貿易和現代全球化的力量。1850年前香港只不過是個漁村，可150年后是一個如此繁華的國際大都市，這種奇跡給我們什么啟示呢?背后的歷史給我們什么啟示呢?教科書中關于跨國公司、關于西方擴張，歷史是否只片面強調了其侵略性而沒有談及其建設性的一面呢?香港自由市場、自由社會的繁榮是否應該減少我們以往對自由社會、對市場經濟的恐懼呢?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之后繼續繁榮并變得更有活力，這是值得所有熱愛香港的人慶祝的，香港的持續繁榮也會是中國現代化的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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