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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中國改革開放創造的經濟奇跡，有人認為，中國通過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踐，摸索出一個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他們把這一模式稱為“北京共識”。如何看待這個總結?中國經濟奇跡背后有哪些被忽略了的因素?中國的經濟高增長能否持續下去？
一
問：制度經濟學認為，產權保障體系、法治、責任政府等是經濟發展的必需要素。但中國在這些條件不完善的情況下，仍然取得了“經濟奇跡”。中國是否創造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您如何評價“北京共識”？
陳志武：制度經濟學的那些結論，不是針對模仿性高的制造業而言，因為制造業對制度環境的要求不高。比如，兒時在湖南農村，偶爾會和小伙伴因為偷吃別人家的黃瓜被大人罵。但是，也就是偷吃點黃瓜、西瓜而已，不會去偷家具、搶劫，或者搶占房子。可見對主要財產當然有嚴格的保護規范，只是在那個環境里，那種產權和契約權利的規范不是靠大刀闊斧的正規法治，而是靠隱形的規則。當生活、交易的范圍局限在熟人之間，平時的產品和財產也基本都是有形的實物，那么，實物的“實”本身就為財產和交易關系提供了一定的保護作用。所以，有沒有剛性的非人格化的法治不是決定性的。
但要發展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服務業等契約性經濟，建立知識產權體系，情況就大為不同了。我們總說中國制造業的利潤太低，錢都被西方品牌拿去了，但反過來想想，為什么中國做不出自己的品牌?這是因為中國的產權保障體系太差了。
我有個在美國做律師的朋友，專做專利訴訟代理。他告訴我，在國內如果你買一個公司的產品（比如電腦）后要起訴廠家，到了法院，即使你出示發票證明你是真金白銀買的，而且出示的電腦也是對方公司的品牌，中國法院也不一定承認你的電腦真的是被告公司制造的，品牌商也會以電腦是假冒的為由不承擔責任，法官和律師竟然也會接受這樣的理由。你把這類案子告訴美國律師，他們會覺得不可思議。因為在美國，一個人買了電腦，即使沒有收據，只要是某個品牌，那個品牌商就要承擔責任，賠償消費者。當然，如果真是假冒的，品牌商可以回過頭來起訴假冒者，但這是另一回事了。只要中國的司法邏輯是這樣的，對品牌知識產權的保護就會繼續成問題，中國的品牌價值難以培植，錢就會繼續被西方品牌拿去。
至于“北京共識”，我覺得還太早，太著急了，中國的經濟發展還需要更長時間的檢驗。人各有志，有人對“北京共識”歡欣鼓舞，我無話可說。但值得一提的是，過去60年，國際學術界多次犯過下結論太早的錯誤，也把世界導入歧途。一次是對前蘇聯早期模式的過分推崇。20世紀30年代，前蘇聯的經濟也是以10%以上的速度在增長，而西方則正在經歷大蕭條，巨大的反差讓許多人開始推崇國有制和計劃經濟，左派經濟學家都認為資本主義的喪鐘因此敲響了。
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凱恩斯等許多經濟學家提出的加強政府干預和管制的理論，在包括西歐和美國在內的市場經濟國家得到推行，許多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獨立的發展中國家也學前蘇聯，實行計劃經濟。但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這種國有或者管制經濟模式已經難以為繼，不得不重新開始私有化。這才有了里根經濟學和撒切爾夫人對英國經濟的改造，也有了之后20年全球范圍內的私有化高潮。之所以這么多國家都走了一個來回，就是因為當初針對前蘇聯的經濟模式過早下了錯誤結論，給世界帶來了惡果。
另一次是關于東亞模式。我1986年剛到美國留學時，幾乎每個大學的商學院都在找懂日本經濟和文化的學者來講學，都在研究亞洲式政府工業政策、政府管制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到1990年日本經濟開始衰退之后，今天幾乎沒有哪個商學院還教日本管理模式或經濟模式了。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又是“亞洲經濟奇跡”熱，都去談論東亞增長模式的優勢。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又把許多人的飯碗砸了。今天的“北京共識”在未來的命運會如何?大家還是自己判斷或交給歷史吧。
問：對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而言，中國的“經濟奇跡”意味著什么？
陳志武：中國制造雖然污染了中國的環境，勞工所得也低，但確實在使中國經濟增長的同時，增加了其他國家人們的福利，讓他們可以用更少的錢買到更多更好的產品。但對其他國家的制造業而言，就是另一番景象了。由于來自中國的競爭壓力，再加上藍領工人可替代性很強，討價還價能力弱，在許多國家，一部分勞工的就業機會被剝奪，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別國的勞資矛盾。比如，由于來自中國的成本壓力，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福特汽車公司的股東很憤怒，因為以前定的工人工資和福利都太高、條件太好了，所以，美國汽車業面對巨大的生存壓力。
二
問：為了理解中國的“經濟奇跡”，我想可以回到最初的路徑選擇上。不理解最初的選擇，談共識似乎就缺少了一個基礎。
陳志武：很多人把中國的經濟成就歸因于市場經濟、對外開放、人口紅利、勤勞等因素，事實上，這些都對，它們都很重要，但不是基礎性的。因為在晚清和民國，中國也有市場經濟，也有被迫地對外開放，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比今天還高，人民也一樣勤勞，但并沒有產生今天經濟意義上的成功。
為什么中國30年的經濟成就特別突出呢?這是因為中國在這一時期的經濟增長是建立在成熟的現代工業技術和自由貿易體系之上的，而這兩方面的基礎條件在晚清、民國時期都不存在。今天，中國GDP的85%左右來自現代工業和服務業，包括能源、金融、制造業、運輸業、互聯網、電腦等，而它們無不是來自于西方；中國的產品能流通于全世界，也離不開由西方建立的自由貿易體系。所以，與其說中國經濟奇跡是中國人自己的，不如說是世界現代化發展的結果。
當然，這只是產生中國經濟奇跡的一個基礎性條件，因為印度、俄羅斯、越南等國也擁有這些條件，但卻沒有產生和中國一樣的經濟奇跡。這是因為中國和以上幾國在這輪全球化初期的國情和條件不同，這使得他們各自選擇了完全不同的發展路徑。
首先，中國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經歷了“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和人為災難。到了70年代末，中國社會方方面面的危機已經非常嚴重，再不改變就可能會崩潰，這就迫使人們進行徹底的反思。鄧小平提出的“貓論”，在其他“左”傾社會里都可能難以被接受，但在中國卻成為當年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而且改革開放也成為全社會的共識。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都有保持現狀的惰性，只要危機不是迫在眉睫，人們就傾向于沿著已有的路徑走下去。但到了1978年左右，事實已經證明中國當時的制度已難以維系，在這種情況下進行根本性改革的阻力是很小的。
而印度在1947年獨立后就確立了民主制度，有權力制衡，有選舉，有一定程度上的法治。我們知道，民主制度的目的本來不是為了尋找客觀最好的決策，而是為了避免集權者作出壞的決策貽害社會。從這個意義上講，民主制度在于最小化壞決策的頻率，在于維系現狀，在于和諧穩定。除非社會出現危機，否則民主制度不利于大刀闊斧式改革的出現。印度獨立并建立民主之后，其社會一直是“左派”占主流，反對市場化，反對全球化，執行的是計劃經濟。所以，一直到1993年前，很難選擇市場化、全球化的改革路徑。
更何況，按照世界銀行根據購買力平價計算出來的數字，中國在1980年的人均GDP是440美元，而印度是668美元。在這種收入水平和沒有社會危機的情況下，雖然成熟的工業技術和全球貿易秩序早就于20世紀80年代送到印度門口，可印度的改革動力顯然沒有中國充足。沒有中國“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式的危機是印度的幸福，但也成了推遲其改革的原因。因此，印度到1993年看到中國的快速發展后，才感到壓力，才開始放棄計劃經濟，選擇經濟自由化和對外開放。
問：俄羅斯跟中國比又是怎樣呢？畢竟在改革前體制上有類似之處。
陳志武：我們先要看到，各國經濟發展的催化劑無非有兩種來源：內生型和外生型。前者主要是靠內需的增加來刺激其經濟增長的引擎，內需增加后，就需要方方面面各行各業的配套發展，才能滿足國內需求，美國和大部分西歐國家走的是這條路。但是，內生型的增長模式對國內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商業制度和人們的安全感有很高的要求，否則，在這些制度機制不到位的時候，內需會難以自生。
外生型的增長模式，其發展由外部市場的需求帶動，日本、中國以及“亞洲四小龍”走的是這條路。這種模式的好處是，發展初期本國不一定要進行大的體制改革，而且見效很快。過去30年，中國通過人權狀況和勞工條件、不計入成本的環境透支來發展經濟，走的就是這條路。而中國之所以在1978年后能選擇這種模式，是由中國的人口、勞動力成本以及基本成型的工業基礎決定的。
可是，俄羅斯沒法選擇外生型的增長模式，也就不能選擇中國漸進式的改革路徑。俄羅斯有2億人口，1980年人均GDP
8000美元，差不多是當時中國的20倍；1990年其人均GDP大約是9 000美元，而中國在1990年有10億人口，人均GDP
1300美元。所以，中國可以選擇成為世界工廠，而俄羅斯則不可能，因為它沒有中國那樣的人口稟賦，勞動力成本也太高了。于是，俄羅斯被迫要走內生型的經濟發展之路，這就要求它先從體制改革上開始，否則內需難以啟動。這就是俄羅斯跟中國在結束計劃國有經濟時的起點差別，俄羅斯的改革路徑選擇不是像一些經濟學家所認為的是因為俄羅斯人笨，沒有選擇加工貿易這條路，而是因為改革之初的起點不同。他們當時比中國富很多，不知道這是俄羅斯的幸運，還是它的不幸？
三
問：“北京共識”沒有談論幾年，中國制造就碰到了很多困難。您認為中國的這種高增長是可以持續的嗎？
陳志武：可以持續，但這取決于能否進一步改革為國有經濟服務的體制、取決于憲政法治的發展。自2001年加入WTO以來，中國的出口增長很快。在美國，除了收入非常高的家庭追求品牌以外，一般的中產階級和窮人，大部分的日常生活用品都是中國制造的，從窗簾、被子、電視機、電腦、家具，不一而足。美國的家具行業本來集中在南卡羅萊納、北卡羅萊納，現在也都被中國制造的便宜家具打垮了，原來的家具制造商轉行成了進出口貿易商。
在我所在的耶魯大學，有來自很多國家形形色色的人，他們都對中國表現出極大的興趣。這一方面說明了中國制造的影響力，另一方面也說明中國出口可挖掘的潛力越來越小了，要大規模地擴大出口市場已經不現實了。再加上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制造業的興起，中國已有的外貿主導型經濟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可持續性越來越差了，下一步必須靠內需帶動了。
另外，中國的國有制和政府管制體制也決定了過去能傾全國之力來集中調動資源，建設運輸網絡和大工業項目，這對制造業和工業的發展一直起到關鍵的作用。但是，把資源和收入都通過國有制集中在政府手里花，也帶來眾多的弊病。首先，中國并不是總要把所有資源和財力集中在基礎設施和工業建設上，畢竟中國的基礎設施已很廣泛，工業產能也嚴重過剩，不能總把資源集中在這些形象工程上；其次，基礎設施和工業項目消耗太多能源、資源和環境，隨著全球資源價格的猛漲，基于工業和基礎設施的經濟模式已經難以持續，環境破壞也無法再擴大了。為降低能源消耗并減少對出口的依賴度，中國經濟必須轉變經濟增長模式才能持續增長，增加內需、大力發展服務業即第三產業才有持續增長的希望。而這些產業的發展更多要求的是制度保障、法治環境和人的創造力，在這些方面雖然已經有許多發展，但還不夠。
問：人們普遍認為，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低工資帶來的比較優勢。但目前，中國制造業的工資水平是高于印度、越南等國的，但競爭力仍高于這些地方，應該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陳志武：這其中有兩個原因：一個是規模效應。中國的工資水平是近幾年才漲起來的，以前二十多年的投資還是很多的，因為有比較完善的基礎設施、完整的產業鏈，這些投資一時是不會走的；當然，工資的上漲對新投資是阻力，所以英特爾選擇在越南建新的工廠；另外，工資上漲的影響不是一下子就體現出來的，投資者還要進行評估，但在人民幣升值、新的《勞動合同法》出臺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下，我認為中國制造業的壓力是很大的，而且以后會越來越大。
未來，中國的高增長要能夠持續，我認為應該從以下兩方面著手：
第一是持續推進國有產權改革，讓老百姓也能分享國有資產收益。在美國，除了工資收入，人們也通過房產、股票、企業等資產的增值來分享經濟發展的好處。所以，在私有制之下，只要美國經濟稍增長一點，人們就不僅看到勞動收入在增加，而且手中持有的私有財產也在增值，真是所謂的“雙豐收”。有了“雙豐收”，美國的內需不旺盛才怪呢。而在土地和主要生產資料的國有之下，大部分中國人都只有勞動收入，沒有真正擁有資產性財富。這就是為什么這些年中國經濟增長這么快、這么多，但內需卻增長得慢多了，看不到應有的財富效應。沒有資產性財富，老百姓怎么會有資產升值帶來的財富效應呢?所以即便公有制再發展，國家再富裕，都和私人無關。國有土地、國有資產現在每年增值10萬億元左右，人均差不多8
000元，但不會有哪個正常的中國人認為自己可以因此一年多花8
000元。
除了中國的資產升值75%由國家壟斷之外，收入在政府與民間之間的分配也快速向政府方靠攏。1995年~2007年，扣除通貨膨脹因素，政府的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6%，而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分別增長了8%和62%；2007年，政府稅收增長31%，而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才分別增長了122%、95%。所以，中國宏觀經濟增長再快，到老百姓手中的收入卻以比政府財政收入慢得多的速度增長，民間消費內需當然不足。
當這么多資產和收入都掌握在政府手里，當這些資源和收入由官員們決定怎么花費的時候，他們傾向于把錢投入到高樓大廈、標志性建筑、基礎設施和各類形象工業工程上，所以才有中國經濟增長靠投資驅動，而不是靠消費驅動的情形。而如果把資產性財富還給老百姓，老百姓花錢考慮的項目和官員是迥然不同的，他們會更多考慮子女教育、養老、旅游等民生問題，會轉換成對消費、對第三產業的需求。也就是說，當一個國家的主要資產和收入由政府掌握著決策權時，這必然對工業發展、基礎設施和形象工程有利，重化工業會最受寵，其經濟增長會是投資帶動的；當一國的資源和收入主要由老百姓來決定如何花費時，他們會更偏好跟民生、跟消費有關的需求，這必然對第三產業、對輕工業最有利，這當然有利于第三產業的發展，這種經濟的增長更受消費的帶動。這就是中國經濟和前蘇聯經濟都偏重化工業，而美國式私有經濟偏重第三產業的原因。
第二是法治和民主。從這次汶川地震中我們看到，民主不僅不抽象，而且還具體到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生命，涉及政府的財政開支和建設投資怎么花、往什么地方花的問題，是在政府大樓和形象工程上多花、還是在學校樓房上多花的問題。
問：對中國目前的發展，您擔憂的問題是什么？
陳志武：人的本性往往是“不見棺材不落淚”，雖然形勢嚴峻，但在現有體制還可維持的情況下，根本性的自省和革新的可能性是越來越小了。特別是今年以來，全民大眾都加入到自我辯護、自我標榜的民族主義大潮中，聽不進任何逆耳忠言。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要走什么樣的路，旁人很難阻擋。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很多時候即使你知道會有悲劇發生，但你無能為力。一個整天對中國唱贊歌的人，對中國的進步是沒有好處的，說好聽的話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對中國更有價值的反倒是談“中國崩潰論”的那些人，我們完全可以從建設性的角度來看待他們，研究一下他們所說的崩潰的方向、原因，看有什么現在可以做的，讓中國避開可能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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