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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被稱為“經濟學家”的約有6
000人，但能在國際主流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的經濟學者只有大約100人，陳志武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2006年2月，美國《華爾街電訊》公布了一份十大華人經濟學家的榜單。這份引人注目的榜單把學術影響力作為最重要的評價指標，其次是經濟影響力和社會影響力。上榜的10位經濟學家中，陳志武教授名列其中。
一
問：中國的老百姓都覺得經濟學家是高深莫測的，包括您今天坐在我對面之前，我都一直在心里面描摹您神奇的模樣，您平時的生活跟普通老百姓有區別嗎？
陳志武：沒區別，我從來也不覺得我不是普通老百姓。我就是普通老百姓，家庭背景很一般。我沒有權力，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做一些學術研究。我覺得，做學術研究的人能夠像一個普通人那樣去體驗生活，感受社會，對人和社會的研究才會更確切、更扎實；像一個普通人那樣有各個方面的情感，有各個方面的欲望，才是正常的。
問：可能很多人都在想，您這樣一位能站在世界舞臺上的經濟學家，一定是出身名門，或者是書香門第，實際上您成長在一個什么樣的環境里呢？
陳志武：我家在農村，我從小是在湖南茶陵長大的。當然從我個人的經歷來講，我是覺得一個人的經歷要是能夠豐富多彩的話，對于研究社會、研究經濟、研究人、研究文化等不同學科的學者來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問：您覺得您的經歷和生活是豐富多彩的嗎？
陳志武：我覺得是很豐富多彩的。當然可能這也是一個非常主觀的判斷，因為要我回過頭來看的話，從小在農村長大，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就開始每天要下地勞動，或者是上山砍柴，因為我們湖南的農村，尤其是那個時候，不燒煤，也不燒別的，就是燒木柴，所以一直到我高中畢業，也就是1978年、1979年，差不多只要一有時間，一回到家，要么是下地干活，要么是上山砍柴。當然也正因為這一點，在我1986年去美國以后，就去耶魯讀書，有時在紐約的大街上，在曼哈頓走著，我就想，就這幾年以前，我還在茶陵農村的那些山溝里面扛著柴走呢，這些年的變化還真是蠻大的。
現在想起來有一點很后怕，因為當時確確實實有許多事情不知道。我報考耶魯的時候，選的是金融學科，我說這個金融是什么？在連任何一點基本信息也沒有的情況之下，是我自己這樣子一步一步走過來的。
從中南大學、國防科技大學再到美國求學，從攻讀計算機、系統工程再到轉學金融，當年的陳志武僅是中國眾多留學生中的普通一員。但這些普通的經歷，卻最終熏陶出了一個全球知名的華人經濟學家。而陳志武先生回憶起當年的求學生活，依然感慨良多。
陳志武：為什么我現在在研究金融的時候，讓我感觸特別深的一個問題就是，那個時候對于我來說，每天能夠多花一塊錢，可以給我帶來的享受、用來改善我的生活，以及整個人的幸福感，跟今天我多花1
000塊錢，甚至5
000塊錢相比，要高很多。這是為什么呢?我覺得任何一個社會，金融的發展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哪怕不去管那個金融的發展、證券市場的發展，以及能夠幫助企業融資多少，把這些拋開不管，對于改善一個人的生活來說，這個意義也是非常大的。換句話說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那個時候能夠通過一些金融工具，把我未來收入預期的一部分變現到1979年、1982年、1983年的時候去花的話，那么對于我整個一輩子的幸福感來說，可以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幫助，是不是？
但是正因為在中國社會，即使到今天，金融、證券還是非常不發達，所以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中就會出現什么局面呢?就是您最能夠花錢，最想花錢，通過花錢得到的享受和好處最多的時候，也就是說最年輕的時候，那個時候恰恰是你最沒錢的時候。而等你四五十歲了，你終于把過去的收入累積起來了，有錢了，收入又比較高的時候，年紀又越來越大了，所以這是你最不想花錢，通過花錢得到的享受最低的時候，這樣的話，這種在金融、證券不發達的情況之下，一個人沒辦法去利用這種金融工具，把一輩子的整個消費和收入做一個更加平滑的互相補充的安排，所以這是一種非常不合理、非常不利于每個人一輩子整體幸福最大化的一種狀況。
二
1990年獲得耶魯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之后，陳志武開始了教育生涯，先后在美國威斯康星-麥迪遜大學和俄亥俄州立大學任教，1997年晉升為金融學副教授，1999年晉升為金融學教授并重返耶魯大學管理學院任教。與一般做學問的學者不同的是，陳志武還以所學做投資。在潛心于經濟學教學與研究的同時，陳志武與朋友在1998年一起創立了美國價值引擎公司。
問：剛開始做公司時就很順利嗎？
陳志武：我做第一個公司應該說不是太成功，但那個公司還在。Value
Engine（價值引擎）大概從1997年、1998年開始做，那個公司在互聯網高峰的時候，到2001年為止，就花掉了六七百萬美元。
問：這是一個什么性質的公司？
陳志武：最初，我們是想為不同的機構投資者、基金管理公司提供分析股票和控制風險的這樣一些軟件和數據庫，但是后來發現做這個蠻艱難的。所以到了1999年的時候轉型，就想針對股民大眾在美國提供這樣一些分析工具。結果正好2000年互聯網泡沫開始破裂了，到后來，資金的來源就比較緊張，接著就裁了很多人，所以到最后的時候就剩了四五個人，一直到現在。
問：一直做到現在，這個公司現在有贏利嗎？
陳志武：現在有一點點贏利，但不是太多，很艱難。所以我2001年開始就做對沖基金，對沖基金公司贏利比較多，這是個完全不同的商業模式。所以這個對沖基金相對而言是我做的兩次創業里面比較成功的一個。
2001年陳志武創立華爾街Zebra對沖基金公司，并擔任Zebra對沖基金公司的首席投資經理。“Zebra基金”從成立到現在，經歷了“9?11”之后眾多華爾街基金公司風雨飄搖的日子而不倒，這其中95%的操作，都是依靠陳志武研究出的數理模型來實現的。
問：您出于什么考慮創建了這樣一個公司？
陳志武：我覺得我做了這么多年關于資本市場的研究，不管是股市，還是債權市場、期券市場、期貨市場，到最后我還是蠻有興趣把這些不同的理論投入到實踐中，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另外一個方面，也是通過創辦一個公司，來感受企業家、不同企業里面的管理層，他們面對這些問題和這些事物的挑戰是什么。這樣一來，可以反過來讓我對于經濟學，對金融這些研究的問題有一些更深的認識。
問：可能做公司跟單獨研究出來的模型并不太一樣，因為它一方面要有對于市場、對于數據的了解，另一方面，它又要對于個體的人，包括你的客戶，還有企業本身的人都有一個管理，您覺得這兩方面有沒有沖突？
陳志武：那當然有很多沖突。比如說像我們在學術界，研究金融經濟學理論的話，特別是關于資本市場這一塊，往往會忽視掉委托代理關系。對于經濟行為，對于金融機構，包括投資的和管理層的行為產生什么樣的變化或者是什么樣的扭曲，這方面以前的研究并不是太多。所以通過我自己做這些事以后，我就感覺到，委托代理關系對于在現實社會和現實經濟中起到的作用、產生的影響是無所不及的。所以這個問題，委托代理關系在經濟學，特別是金融經濟學的理論中間，受到的重視是遠遠不夠的，遠遠比實際要求的要低得多。
因為我們剛做對沖基金的時候，是所謂市場中心的對沖，也就是說，在美國股市上面，我沒有做多，沒有做空。而且我們是每買進一塊錢的股票，就要做空另外一塊錢的股票，所以這樣可以通過組合兩邊買多或者賣空的這些股票，通過找到一個比較理想的組合，使這兩邊的風險互相對沖掉。最理想的情況就是，不管整個股市的大盤往上走還是往下走，上漲還是下跌，我們對沖基金的業績都應該往上漲。就是不管市場怎樣，我們都應該賺錢，這是我們最初追求的目標。
問：當您跟客戶去談這個事情的時候，您覺得您的角色從一個學者中轉換出來了嗎?
陳志武：多數時候，我覺得不需要作太多的轉換。因為我們管理這些基金的方式，完全是根據我們研究的這些數理模型來做的。所以我們去解釋這些數理模型的時候，如果我沒有學術的背景，或者不能把做學術的視角放上來的話，很難去做這種說服工作。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兩個角色并沒有什么沖突。因為我的方法決定了是要靠非常強的學術背景和理論背景才可以這樣做的。換句話說，我們不會去坐莊，或者覺得我們能判斷整個國際金融市場未來的風云走向，我們不需要作這些判斷，而且我們都是根據這些模型來幫助我們作這些判斷。
三
陳志武在學者和商人之間游刃有余的同時，從2001年開始，漸漸地在國內聲名鵲起，陳志武開始對中國的房地產、人民幣升值、民間金融、城鄉差距等幾乎所有熱點問題發表了自己獨特的見解。陳志武用其廣博的知識，引用各國歷史數據進行綜合比較，用嚴謹的理論體系進行深刻分析。也是從那一年開始，他的名字被中國的金融界和學術界廣泛提及。
問：有沒有印象什么時候開始有人稱您為經濟學家?
陳志武：這個真的想不起來，這個可能主要是在國內。因為在美國，沒有“經濟學家”和“經濟學者”這樣的一個差別，英文里面都叫Economist（經濟學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在讀研究生之后，人家基本上也可以說我是一個Economist（經濟學家），或者說Financial
Economist（金融經濟學家）。
問：有一個流傳的版本，就是說在2001年7月的時候，您是在飛機上看到一本雜志，所以才決定要回到中國來研究中國的模式，是這么回事嗎？
陳志武：對。那個雜志讓我看到在中國經濟已經發展到那個階段的時候，有很多的現象、有很多的數據對于做經濟學的資本市場研究的人來說，應該非常有意思。因為中國在過去的28年，在我看來，一直在經歷著三個大的轉型。第一個大的轉型是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第二個大的轉型是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第三個大的轉型是從一個封閉社會向一個開放社會的轉型。在世界的歷史上，不同的國家曾經經歷過這三種轉型中間的一種或者兩種，但同時在這三個大的方面都正在發生轉型的，這樣的經歷確實不是太多。所以我覺得過去二十幾年方方面面的中國經濟、中國社會，甚至包括中國政治和文化的那些變化，對于做學問的人來說，都提供了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實驗室、一個數據庫，可以幫助我們人、社會和經濟相關的一些學科，有一些根本性的認識，并豐富人類的知識庫。
問：越來越多的人認識了您的理論和認同了您的模式，大概是什么時間？
陳志武：這個可能是在俄亥俄州立大學的時候，大概1995年~1999年之間，那個時候做了一些研究，并越來越多地在這樣一些主流的、最好的學報上發表，這個時候，搞經濟學，特別搞金融學方面的人，知道我的人越來越多了，包括美國、日本和歐洲，以及中國香港地區等。
問：然后在回國研究中國經濟模式的時候，您也在不停地發表文章和評論。第一篇文章是什么時候發表的？
陳志武：第一篇文章應該是2001年12月在《新財富》上發表的。當時寫的應該是關于一個證券侵權訴訟的案例。所以現在想起來，2001年12月開始一直到2002年，寫的多數中文文章在《新財富》、《財經》等上面刊登。現在可以說，像《新財富》和《財經》，他們所代表的水平，實際上比很多經濟學的專業學報都要高得多，所以這就可以告訴你，專業的經濟學和社會科學在中國水平到底有多高，根據這個就可以作一個很簡單的判斷。
四
陳志武從純學術研究的職業生涯轉入對中國問題、法律問題的研究。在短短幾年當中，陳志武不斷地發現問題，不斷地提出解決之道，成為華人經濟學家當中一種獨特的聲音。2004年8月10日，國內知名經濟學家郎咸平以“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為題發表演講，指責科龍等多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長、格林柯爾系的掌門人顧雛軍在國退民進的過程中席卷國家財富。2004年8月17日，顧雛軍正式向中國香港高等法院遞交訴訟狀，以個人名義指控郎咸平對其構成了誹謗罪，由此引發“郎顧之爭”。而之后，陳志武發表了多篇文章回應郎咸平，針對“國營”還是“民營”的問題發表了諸多看法。
問：您在國內待的時間也不是很長，跟國內經濟學家們的交往密切嗎？
陳志武：對，非常多。
問：跟郎咸平先生關系怎么樣？
陳志武：跟他現在沒什么來往。
問：為什么？以前有來往？
陳志武：以前有來往。因為兩年前開始，關于“國退民進”等一些問題，對于他分析和研究的這些現象，我基本上非常的認同。就是說，這個現象在中國各行各業，任何一個領域，都是非常廣泛地存在的。現在大家都說學術腐敗、醫療腐敗等，連這兩個任何社會里面最不應該腐敗、最應該清白的領域，都開始這么大規模腐敗的話，不管是國退民進的過程，還是任何別的牽扯經濟利益的過程，中間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那是一點都不奇怪的。
我更多地覺得你去抓的這些人，當然其中很多人是應該要被問責，應該要被處罰，要被判刑的，但這些是問題的表面，并不是問題的根本。你要解決這些問題的話，最根本的還在于在制度架構上面作一些根本性的調整。換句話說，如果整個國退民進的過程中本身就是不透明的，也沒有任何什么全國人大常委會或者其他的人民代表機構正規地推出相應的法律或者法規，然后通過媒體和這些權力機構直接作這些監督和問責的話，那出現這么多的問題就一點都不奇怪了。因為這是人的本性決定的，你要被提供了這么多空子而不鉆，才不理性，是不是。
關于這場交鋒，郎咸平認為國退民進有問題，因為出現了大量侵吞國有資產的腐敗現象。對此，陳志武進行了系統的反駁：案例研究與學術研究到底有什么不同?國有持股是否是世界普遍現象?民企是否不如國企?對于這次爭論中的關鍵問題，陳志武認為，國退民進才能讓中國的企業培養出最強的國際競爭力。
問：您會因為觀點的不同而疏遠一個人嗎？
陳志武：觀點的不同本身不會疏遠一個人。但是我覺得，我作為一個在湖南長大的中國人，我實際上不希望任何人利用這種情緒、一時的情緒，或者利用這樣的一些機會，為了個人名聲的上漲，而去沒有原則地做一些煽情或者是操縱的運作。比如說他因為這個就覺得要重新把信心放在建設改善國有企業上面，而不是認識到國有企業中那些根本的問題。
問：因為是根源問題？
陳志武：對。所以尤其對于他這樣的，花了這么多年時間研究公司治理問題的學者來說，他不應該看不到那些權力和利益沖突的時候，如果沒有相對可靠的獨立司法架構和獨立監管架構的話，那么最后是很難指望公司治理能夠有任何意義的改善的。
問：您覺得作為一個學者應該客觀，而且應該對社會負有責任感嗎？
陳志武：換句話說，就是我覺得他當時做的這些事，過分地煽動民意來為他自己的利益服務，我覺得對他這樣身份的人來說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
問：您覺得作為一個學者來說，對于肩負的這種社會責任應該體現在哪些方面？
陳志武：應該體現在根據你自己最客觀的判斷，沒有保留、沒有受個人私利的影響，向大眾、向社會表述出來。
問：作為被評選出來的十大華人經濟學家之一，您覺得作為華人經濟學家來說，對于中國所肩負的這種責任又是什么？
陳志武：對中國所肩負的責任，首先是要把一些以往誤導性的基本觀念和理念做一下梳理。換句話說，因為我們以前對關于金融、關于剝削、關于高利貸、關于市場交易到底是不是能夠創造價值，關于商業交易、關于商人到底是不是除了賺錢還能給社會帶來什么等，對這些基本的理念要做一個全方位的梳理。能夠做到這一點的話，就會給中國社會今天的發展和未來的發展，消除掉過去很多誤導性和破壞性的成見，為中國社會未來的持續發展奠定更扎實的基礎。
五
目前，陳志武先生把大部分研究精力主要集中在中國轉型過程中的市場發展和制度機制建立的問題上。“什么制度機制對市場經濟的發展是必要的?”“金融創新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什么角色?”這些都是陳志武研究、關注的問題，也是轉型期的中國社會急需要解決的問題。
問：作為普通民眾很容易就看到各位經濟學家和學者們研究出來的結論、數據和一些問題，但是他們不一定能很清楚地看到他們所做研究的這個結果對于整個社會進程的推動作用。可否請您講一下這個表現在哪些方面？
陳志武：我可以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比如關于高利貸的問題，這個在今天的誤解還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以往我們會說，高利貸是剝削，是一件壞事，那么既然如此，放高利貸的人肯定就是壞人，所以要被打倒，是不是？但是我做的一些研究和收集的數據，包括晚清的和民國時期的數據，很明顯地表明，哪個省對放貸的人越敵意，越不友善，哪個省的借貸利率就越高。因為說到底，任何一個正常的人，他要把辛辛苦苦賺來的錢放出去給別人使用，他都會想一想，如果周圍的人把不還債的人抬得很高，把去討債的人打得很低，我為什么要把錢借給別人去花，給放貸出去?所以大家越是想要打擊高利貸，打擊放高利貸的人，整個社會里面愿意把錢貸出去的人就越少，資金的供給就越少。這樣一來，使得剩下的、愿意放貸出去的資金，它所要求的利息就會越高。打擊高利貸、打擊放貸人的直接結果，不僅不會把利息給降下來，反而把高利貸變得更高。今天這個誤導性的認識，實際上對于中國民間金融的發展還是一個非常大的、根本性的障礙。
問：做什么您都會去想其他方面的一些事情，看來您是對新事物有非常強烈好奇心的一個人，今后會不會嘗試除了學者、經濟學家之外的其他角色呢?
陳志武：就目前我能想像的，不太會，因為我太喜歡做學問了。每天要是能夠有一個新的認識，不管對于人，對于社會，也不管對于經濟，還是對于歷史，任何一天，如果能夠在我自己的理解上有一個新的長進，我就覺得那一天是很幸福的。所以對于我這樣的人來說，如果連續很多天都沒有什么新的認識，沒有什么新的發現，我覺得日子實在是太枯燥了。
問：您對自己還有什么樣的期望嗎?
陳志武：更多地了解歷史、了解社會，方方面面，包括家庭、文化、人們的偏好等，這是我對我自己最大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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