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10-08-09 作者：徐瑾 來源：上海證券報
|
|
| |
|
 |
| 張維迎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
“他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場合，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并不因為事非出于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
這就是亞當·斯密在1776年為世人所勾勒的“看不見的手”從“自利”導向“利他”的路徑，就此奠定了經濟學理性人的基石。1982年，23歲的張維迎還是西北大學的一名研究生，第一次接觸《國富論》，從書本上開始建立市場經濟的信念。28年后，他在《市場的邏輯》一書開篇尤其禁不住疾呼：“市場經濟是人類最偉大的創造，是人類進步最好的游戲規則！”張維迎關于市場的基本邏輯頗為簡單明了，如果一個人想得到幸福，他（或她）必須首先使別人幸福。更通俗地講，利己先利人。
初次接觸斯密的兩年之后，張維迎寫出了兩篇論文，一篇關于雙軌制，另一篇討論企業家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這兩篇早期論文，隱含了他對于市場信念的兩大基石：他甚至簡化將其成為一個公式：市場=價格+企業家。之后，張維迎進入國家體改委、獲得牛津博士、入主北大光華，聲名鵲起的同時，他的語不驚人死不休也使得“國企冰棍論”、“官員是改革中受損最大的利益集團”、“北大改革”等言論在等多次輿論交鋒中成為眾矢之的，幾乎成為民間最負罵名的經濟學家。但是，他對于經濟以及中國現實的視角，始終不曾遠離價格與企業家這兩端，甚至包括他在日后從事的信息經濟學、激勵理論等等，這成為我們理解張維迎最好的切入點。
說市場，不得不回溯人類的歷史。貿易比國家更久遠，有貿易自然也有市場，然而受限于技術，市場制度并未為所有國家帶來突飛猛進的變化。凱恩斯曾經估算，從公元前2000年到18世紀初的4000年里，人類生活水只發生了一倍多的變化，凱恩斯的看法得到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研究支持，他認為，在相當長時間內，人類經濟模式呈人口規模與經濟規模高度相關的態勢，也就是人口規模決定經濟規模，同時貧富差差距也沒那么明顯，公元1500年時候，最富國家的人均GDP只是最窮國家的3倍。
但是，最近兩百年卻出現了人口規模與經濟規模之間的分離，甚至人口規模與經濟規模在世界范圍內已沒有什么關系：亞洲（不包括日本）占世界人口54.6%，GDP只占世界的16.4%；而占世界人口18.4%的發達國家，GDP占世界的58.7%。原因何在？張維迎認為是因為不同的國家走上了不同的制度之路，有些國家率先走上了市場經濟的道路，“盡管還有各種細節上的爭論，但現代經濟學理論和社會實踐表明，市場經濟是我們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最有效手段”。
隨著新技術的發現，數次工業革命推動著生產率飛速提升，也使得市場經濟模式有了與眾不同的表現——最近一百多年，上帝如此垂青市場機制國家，以至于市場經濟敵人或者替代方案要么早早出局，要么黯然失色。若張維迎所言，“市場經濟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平等的一種制度，它給每個人提供機會，拒絕特權。它可以使一些窮光蛋變成富翁，也可以使富翁變成窮光蛋。”
那為什么還是始終有人在反對市場呢？張維迎列舉的幾條理由是，首先，既得利益者、特權階層不太喜歡市場經濟，當市場經濟這種強調機會平等的體制出現對于特權階層構成挑戰；其次則是思維上的無知，缺乏理性思維，理性看市場與直觀看市場，感受完全不同。這也是張維迎所謂市場經濟的毛病，“當你能享受到它的好處的時候，你可能看到的都是它的缺點；當你沒有機會享受它的好處的時候，它也沒有辦法告訴你它的優點在什么地方。特別是由于政府或者某種強權的不恰當干預，破壞了市場經濟的正常運作，使市場經濟表現為病態市場經濟的時候，人們往往以為這是它本身的毛病。”
如果沒有意外，中國2010年將取代日本成為第二經濟體。對應著安格斯·麥迪森研究，如果經濟制度的差別造成人均GDP的差異，那么隨著中國、印度等人口大國的市場化改革，將可能逆轉過去200年里出現的世界范圍的人口規模與經濟規模之間的背離。麥迪森預測，
2030年中國的GDP可能達到世界總量的23%，同期印度為10%，美國為17%，西歐國家合計13%左右。張維迎更進一步，給出一個大膽預測，未來50年、100年后或許又回歸到19世紀之前狀態：“即一個國家的經濟規模和人口規模相當，人口大國也是經濟大國，呈現亞當·斯密1776年《國富論》中預測的西方世界與東方世界的均等化（equalization）。”
這就是所謂亞洲世紀或者中國世紀的到來么?顯然是大勢所趨，但是預言不會自動實現，張維迎認為，答案取決于中國的經濟增長，而要實現這一目標也并不容易，需要三個轉變:從主要依靠出口推動的增長，到國內、國外兩個市場更為平衡的增長；從低成本、廉價資源、廉價勞動力支撐的增長，到基于創新、更高附加值式的增長；從企業的自然型增長，到產業整合型增長。歸根結底，解鈴還需系鈴人，張維迎亦認定，上述三大轉變進展如何均依賴于中國的體制改革，包括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
中國改革三十年，沒人能夠否認市場機制引入帶來的巨大成效，然而進一步深化改革是否能推進，并非如同想像中的容易。正如歷史學家所言“歷史性的巨大轉變是花高價買來的,有人還以為自己買到的是減價貨”。我們都是理性人，俱為市場一員，都需要市場經濟，捍衛市場經濟并非經濟學家獨力能支，亦非其唯一責任，增長更需要平衡上層與下層日益加大的對立與隔離。
羅馬哲人西塞羅所謂“捍衛自由時的極端并不是罪惡，追求正義時的溫和并不是美德”，或許，這正對應著張維迎在當前語境下的格格不入、極端出位甚至桀驁不馴。經濟學作為伴隨中國經濟改革三十年應運而生的顯學，對自身的期待顯然遠遠超出了學科疆域，而多重轉型下的今日中國，獨立的學術思考尤其難能可貴。
|
|
| 凡標注來源為“經濟參考報”或“經濟參考網”的所有文字、圖片、音視頻稿件，及電子雜志等數字媒體產品，版權均屬新華社經濟參考報社，未經書面授權，不得以任何形式發表使用。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