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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評級在全球資本市場、信貸市場等重要領域，已作為制度安排；全球重要的債項評級、信貸評級、主權評級都掌握在美國的穆迪、標準普爾、惠譽三大評級機構手中；幾十年來很多國家、無數機構一直在質疑與不滿，甚至抗議。美國傲視世界的態度、所謂先進的監管制度、三大的所謂無人能敵的模型與技術及自詡的客觀獨立，自己國家沒有拿得出來的評級機構等等眾多復雜的因素，讓不自信的人們在對美國的崇拜中，由其任意作為。這次危機是個重大的事實，讓全球的人們看到，漏洞百出的美國監管、蒼白的數量模型與技術、非客觀獨立而利益化的評級，觸發了人們忍受的底線，實質性抗爭美國對評級業的壟斷即將展開，全球信用評級業劇變在即。
實事求是地說，美國的三大，對世界債務市場的迅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是市場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但輝煌的過去不一定意味著有昌盛的現在與燦爛的未來。今天三大的“眾叛親離”，實乃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正所謂壟斷的盡頭是沒落。
評級理念與技術嚴重落后提高對現代信用的認識首當其沖
20世紀50年代以來，評級關注被評估人的財務實力、經營能力等，風險也確實與債務人自身的經營與管理密切相關。但21世紀的今天，結構性的、衍生的債務，衍生得都數不出輩分了。風險也由于在衍生中不斷增加的交易者而復雜化，信用交易、信用關系已經社會化了，不僅僅是一個具體的債務人的問題了。如此，還沿用半個世紀前的評級理念，這顯然沒有與現代信用的發展與時俱進，評級失實、預測不準是必然的。2002年，美國標準普爾發布對“安然”公司評級“BBB”，這是適合投資的等級，“安然”公司4天后倒閉；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前，三大評級機構幾乎剛剛給美國諸公司及其衍生品的評級為“AAA”，幾個月后就都成了垃圾“CCC”。這樣的例子太多了，三大能走到今天，已經是奇跡了。也可見人們對美國的崇拜何等之深。
現代信用交易之廣泛、深化，使它已成為新型的、獨立存在的虛擬資本，信用資本的構成與風險不僅與財務、融資能力有關，更與誠信意識、社會信用關系及信用價值取向相關。一個主體的信用資本由他的基礎誠信度、社會合規度、交易履約度三部分構成。相應的，信用應評價的范圍與內容就應該包括失信率、違規率、違約率。僅僅關注違約率是遠遠不夠的。信用評級要發現并預期信用資本運行的風險與特征。如果不能獨立于實體經濟而開展評級，其評級結果必然是在實體經濟向上時，評級結果大都均好；下滑時，結果大都下調，自然就有了從AAA降到CCC的鬧劇。試想，剛剛被降級的西班牙、希臘、葡萄牙等國家主權的信用在短期內能有多大的改變？這樣的信用評級不會令人信服，市場不會需要這個沒有任何獨立價值或附加值的中介服務。
成長史與治理結構有瑕疵評級要在自我否定中重生
如果一個市場是開放的，市場化程度很高，如美國債券市場，那么，這個市場上的評級服務就是一般的中介服務，不應由政府主導、做具體的評級規定；如果評級機構是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法人，就應按市場原則自然發展，自由競爭，優勝劣汰。美國的信用評級起源是市場自發的，但快速發展起來卻是靠政府，靠行政制度安排。正是美國證監會等管理機構的干預，才使債券發行必須評級，評級必須經三大。歷史有缺陷，今天要補課。如果不是靠美國政府的行政手段，靠市場自然發展，美國的三大怎能有今天？
真正市場經濟下的服務機構，應按公司治理結構經營管理。股東構成不能與市場交易方有利益沖突，不能與評級活動或被評對象關聯交易；董事與監事會構成中應設立獨立董事、監事。這點三大做到了嗎？著名投資人巴菲特是穆迪的長期、第一大股東，持有高達20%的股份。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先是穆迪將泰國國債降級、然后泰銖貶值、股票、債券和土地等資產價格暴跌，最后，眾所周知，巴菲特狠賺一票。得了便宜還賣乖的巴菲特在面對指責時居然說這是市場經濟原則，資本就是要尋找“經濟的薄弱環節”，害得泰國、我國香港特區等那些出手干預市場的政府們忙不迭地去美國做很不好意思的解釋。今天看來，不好意思的應是巴菲特，違背市場原則的是穆迪和巴菲特。這是典型的關聯交易，很不地道！穆迪所謂的獨立性與客觀性實在是有限的。美國三大應從根本上入手，徹底改進治理結構，清除股東中的專業投資機構是必須做的第一件事。
收費模式扭曲改變盈利模式擺上日程
評級收費是從被評估對象收的，不是從使用人收的。主要流程是被評估人申請、付費、評級機構初評，評級結果通告被評估人確認，或復評，無異議后，公告最終評級結果。被評估人有議價結果的程序與有事實上的權力。評級結果的使用人，如投資人等，既不知評級過程，也無程序上的發言權與監督權。如此，人們有理由質疑，評級機構由于利益驅動，主觀或客觀地趨向于被評估人。眾所周知，拿錢買級別，這一直是評級的行業詬病，也是困擾評級業的桎梏，一日不改變這個收費模式，評級機構就一日難有公正。
未來的評級業應徹底改革收費方式。以債項評級為例，費用應分拆成三項：一項是評級工本費，由被評估人或申請人支付；一項是評級結果公告費，由公告媒體支付；一項是評級報告費，由需要報告的專業機構投資人支付。所有付費的人都享有相應的消費者權益，評級機構有告知義務，并必須對其所評級產品的生產過程與產品質量接受監督。
收益與責任不匹配加強社會責任是大勢所趨
若作為法人經營性機構，美國三大不承擔法律責任；若作為社會服務機構，他們不承擔社會責任，不披露與評級生產過程及結果有關的內容。這就相當于對所賣的食品不標注所用主料、配料，類似包裝上的三無產品，消費者完全不知食品是怎樣被生產出來的、是否安全。不盡告知義務，也不承擔產品責任，還有高額、壟斷性收益，這是暴利，有悖于市場經濟！
事實上，公眾一直深受信用評級活動外部性的影響，主動或被動地追隨評級引導，自主或不自主地改變預期心理與實踐預期行為。目前，全球呼吁社會責任，信用評級業的社會責任是應該重點討論的，美國評級業必須改革，內容之一就是要明確相關的社會與法律責任。誰都知道，一個生產工廠不能為了自己多生產產品而污染環境，同樣，評級機構不能為了追求自己所謂評級結果的準確而雪上加霜。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中，穆迪對日本著名的山一證券的評級“Baa3”，幾天后下調至“Ba3”，次日山一證券就借不到短期資金了，3日后宣布破產。動輒給人家降級，即說明自己預測技術有問題，更說明沒有社會責任，不惜落井下石！
監管不平等且有嚴重缺陷改革監管從現在開始
監管不平等，表現在監管機構一方面指定必須使用評級，另一方面并不管理評級。市場各方只有被要求使用的義務，沒有知情權與監督權。評級機構享有被安排的市場，沒有任何市場義務與社會責任。這是有違市場經濟平等交易原則。歐洲、東南亞的機構，各國投資者等多次質疑美國評級機構，要求知情權、要求評級公開、透明，美國政府的監管機構也多次舉行聽證會，但最終都受到美國的戰略利益，美國評級機構的大股東們、那些大型投資集團的左右，而偏袒了美國評級機構，竟然裁決評級機構可以不公開評級內容、方法、模型等，無需對評級產品的生產過程做出說明。現在，全球投資者已揭竿而起，紛紛改變游戲規則。保護投資者利益是理所應當的，而且一定會有明確的規則產生。
監管有嚴重缺陷，表現在只有準入，沒有退出。目前的信用評級，已被監管部門，主要是證監會、銀監會等作為制度安排廣泛存在于資本市場、銀行信貸、商貿等領域。例如，債項發行，規定必須評級，這是市場準入安排；再如，發行級別達到一定級別，相應允許部分基金購買，這是交易安排。這些制度安排，使評級產品具有了公共品性質，同時甚至還也具有了強制與壟斷的權力。當公眾對此產品與服務有異議，當市場風險來臨，而評級完全不能預期，評級結果已然百分百不符合事實時，評級機構的經營居然不受任何影響，沒有任何機構退出。這完全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則。市場已呼吁對信用評級機構及評級活動的政府監管。未來，監管補位，設立專門的監管機構，明確監管職能，加強監管是大勢所趨。美國正討論在政府內設評級監管委員會，這是個不錯的開始。
壟斷話語權而失公信力歐洲率先挑戰美國
信用是參與資源配置的資格與手段。信用評級就是對經濟主體的信用資本定價，引導市場按評級結果去分配資源。從定位與功能上說，信用評級不是簡單的中介服務，是話語權，代表社會各界參與對經濟主體、甚至政府的信用資本定價與資源分配。目前，信用評級已應用于債券市場、信貸市場、商務談判、政府項目分配等領域，誰掌握評級，誰就擁有在這些領域資源配置的話語權。在以信用資本高低決定配置資源多少的市場上，如果評級是壟斷的，那么這種話語權就是決定性的。美國長期壟斷話語權，已日益喪失公信力。曾經強大的歐洲已逐漸領悟沒有話語權而受到的制約。在美國連續不斷地給歐洲國家降級、重大利害步步緊逼、歐洲就要成為第二個東南亞之時，歐洲終于不能再忍了。德國總理與法國總統已聯名表示，將成立歐洲自主的評級機構；歐洲證券監管機構委員會(CESR)已頒布了旨在加強監管的《信用評級機構一攬子規章》；歐盟內部已達成初步協議，擬要求評級機構必須統一登記注冊，并提高評估透明度，預計此協議2010年底生效。
美國信用交易很普遍，信用作為資本、作為新的資源配置的手段與資格，已在經濟發展中得到廣泛應用，信用定價就成為經濟管理的重要問題，信用評級早已被監管機構認同、大力扶植、做長效制度安排。我國和大多數國家一樣，限于經濟發展水平，對信用的理解還停留在文化與道德層面，對信用管理仍停留在對社會的誠信教育上，對信用評級更是認為只是中介服務的一個小小的分支，誰有能力、有實力就讓誰做吧。于是，在社會的漠然中，在我國市場上，對我國經濟主體的信用資本的定價權，已拱手讓給美國三大！
全球經濟在信用化，信用資本已日益成為參與全球經濟與資源配置的重要條件之一，擁有強大的信用資本正在成為強國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標志。擁有評價信用資本的資格、擁有信用評級的話語權，在某種程度上，比擁有信用資本本身更重要，這是一個國家發展的戰略！中國作為經濟大國、主要債權國、資源提供國，卻不掌握信用評級話語權，對自己手中的資源在世界市場上如何配置沒有發言權，這有違市場原則，是很不正常的現象。歐洲已覺醒，我們還待何時？
美國三大的神話正在破滅區域評級將被承認并快速發展
信用評級服務于市場。而市場是有一定區域性的，因此，資源配置與信用評級服務業也一定是區域化的。在本區域內，由自己區域的管理者與參與者們自己博弈、平衡利益，自己評級，按級別配置資源，話語權應限定在區域內的機構。不同的區域、不同的市場、不同的文化背景與社會習慣，決定了不同的信用交易方式與規則，形成不同的信用價值觀，信用定價機制與內容就一定應有不同。信用評價機構不可能萬能，區域外機構不了解市場，沒有資格橫空評級，應對場內參與者、包括評級機構給予充分的尊重。自由的市場經濟也是有道德底線的，那就是平等、責任與尊重！
這次危機，美國的三大越過了底線，利用壟斷話語權，利用預期心里，引導預期行為，事實上引發恐慌，引發市場走向惡性循環。全球共用三大，這在多元化的國際經濟下，是個怪胎！不區分市場的一體化的信用評級，條件限定、因素僵化的數理模型，沒有多少科學性而言。可以預見，信用評級業的劇烈改變與快速發展將在全球展開。區域內評級機構的設置與評級活動發展將首當其沖。如果歐洲成立評級機構，一定有“多米諾骨牌”效應，其他國家將會陸續成立自己的評級機構。這不僅意味著區域內評級機構將如雨后春筍，更意味著美國以評級控制、壟斷世界債務市場的格局將被打破。毫無疑問，誰行動得快，誰就掌握在本區域內以信用評級配置資源的話語權！
中國對信用評級應研究與監管并重
鑒于以上種種，建議我國應成立國家級信用研究中心。信用研究中心是股份制的，由國有官方控股、科研機構與非經營性的大型事業單位等多方參股。信用研究中心是不以盈利為目的的、非經營性的事業單位，其主要任務：一是開展主權評級、債項評級、主體評級等評級并報告，在國內外評級市場上主動爭取并掌握話語權；二是研究國內外信用交易現狀與發展趨勢，特別是國有企業在海內外的信用交易，設置風險控制線及預警指標，提供監管辦法；三是研究信用經濟發展趨勢，預測國內外信用風險，為防范信用危機提供對策；四是開展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研究，提供政策建議。
此外，從國家層面設立專門的信用監管機構——“中國信用監督管理委員會”，專司信用監管的政府職能，從全局出發協調各方利益，最大限度地發揮政府對信用行業的發展指導作用。“中國信用監督管理委員會”下設地方派出機構，可以按照行政區劃，分省、市兩級分別設置。其主要職責應該包括：一、制訂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方針政策、發展規劃；二、起草有關的法律、法規；制定有關規章；三、監管信用交易，降低社會性信用交易風險及信用危機發生的可能性，保障社會安全；四、監管信用中介服務機構，特別是信用評級機構；五、受理與仲裁社會公眾相關信用投訴；六、監管信用信息的處理與傳播。
作者簡介
吳晶妹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1986年7月畢業于南開大學金融系，獲經濟學學士學位。1988年7月畢業于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研究生部，獲經濟學碩士學位。2002年7月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88年—2003年首都經貿大學金融系教授、碩士生導師，貨幣信用理論教研室主任；2003年至今，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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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美國三大可以在全球呼風喚雨？
為什么美國的三大信用評級機構可以在全球呼風喚雨？為什么其他國家對三大信用評級機構的“生殺予奪”幾乎毫無招架之力？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向松祚認為，這必須從當代全球貨幣金融體系的內在運行機制中去尋找。
他認為，全球貨幣金融體系劃分為五大市場，它們構成一個相互交錯、層次分明的金字塔式的全球價格決定體系。由低到高排列為：第一層是商品和服務市場；第二層是戰略資源市場，包括石油、天然氣、鐵礦石等大宗商品市場，也包括人力資本和科學技術等其他生產要素市場；第三層是股權資本市場；第四層是全球信用市場，包括債券和其衍生品市場；第五層，是最高層的貨幣發行體系和匯率市場。
這中間，美國國債市場及其信用級別是全球貨幣金融市場和資本市場的命門和樞紐。同樣，每個國家的主權信用級別和債券市場則是該國金融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命門和樞紐。他說：“誰能夠決定一國主權債券的信用級別和債券市場的價格水平，誰就站到了整個金融市場乃至整個經濟體系的權力之巔。”
這種“神圣權力”顯然被濫用了。“次貸危機”爆發后，人們發現掌握話語權和金融資產定價權的美國三大信用評級機構，絕對不是金融市場被動的旁觀者。相反，過去10多年它們是次級貸款的垃圾債券最積極的推動者和利潤最豐厚的大贏家。
據調查，每一份叫做RMBS或者CDO的結構性金融產品，初次評級和持續審核費用在3萬——5萬美元/次左右。穆迪在這方面的收入從2002年的6100萬美元，激增至2006年的2.08億美元。標準普爾年收入從2002年的5.17億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16億美元，其中一半來自為這種金融創新產品評級。
美國評級機構給次級債券的評級是，約75%為AAA最高評級，10%為AA級，另外8%為A級，只有7%被評為BBB級或更低。而到2007年第一季，該類債券的違約率就達15.7%。有人評論，這有如給予垂死的病人開出了一張健康良好的體檢證明。(據《中國青年報》)
三大對中國另眼相看
多年來，三大機構對亞洲國家進行評級時總是“另眼相看”，對中國則更是“特別關注”。中國經濟高增長和良好發展預期全球為之矚目，外匯儲備超過兩萬億美元，國外凈資產占GDP的36%，只有挪威、瑞士、日本、香港和新加坡這幾個高評級的發達經濟體，才擁有堪與中國一比的國際投資狀況。但是，2004年前，標準普爾始終維持其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10年不變的BBB級(“適宜投資”的最低級別)。由于一國機構、企業評級不得超過該國主權評級。因此中國的企業、機構普遍是不值得信任的BBB以下的“投機級”。
迫于中國的壓力，2004年標準普爾將中國的主權評級調升到BBB+，2005年調為A-；2006年再調為A。2008年8月，在美國次貸危機的沖擊下，整個發達國家經濟風雨飄搖，新興大國成為全球經濟汪洋中為數不多的安全島。如此，標準普爾才把中國的信用評級由A調至A+。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稱，大債權國與大債務國之間信用等級的“倒掛”，直接導致中國政府、特別是企業海外融資成本大大增加，嚴重影響中國政府和企業的國際形象。依照三大機構的主權信用評級標準，中國根本不可能獲得AAA等級。負債累累的美國長期坐擁AAA等級，每年可以節省數千億美元的利息支付，這本應是中國等債權國的合理、合法收益。(據《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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