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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懋的新書《新資本論》已出版，本書立足于開放的國際化大環境，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深度剖析中國經濟的發展國策和企業發展戰略；按照國際慣例的全新思路，深度解讀對外資和跨國公司進行規范管理的完整思路以及中國企業如何發展的策略。是政府官員、企業高管、已經創業和即將創業的人員、EMBA的學生們不可不讀的書。
問：您在《新資本論》一書中全面系統地論述了中國目前的宏觀和微觀形勢，先從宏觀上講，您如何看待中國目前的國情？
汪康懋：中國目前的經濟兩極分化現象很嚴重，一極是外資和國資，他們很強大、很強勢，綁架了全國人民和民營企業；另一極是中小企業和人民，處于弱勢地位，這樣兩極分化的社會就會造成民怨很大，社會不和諧。這樣，中國匯率上升只是有利于強勢一方，而不利于弱勢一方，很多中小企業就因為匯率問題而倒閉。我為此十分擔憂，我一直信奉一條信念“為國盡忠，為民喉舌”，希望能夠為中國經濟提出更好的建言。
我認為中國目前的國情，六個字就可以總結：泡沫、欺騙、民怨。泡沫要做實、欺騙要進行全民誠信教育、民怨要疏解。關于如何疏解民怨，我有三個富民方法。一是要把公用事業費降下來，公共事業都是國有壟斷型企業，國有企業搞了一大筆錢，國家應該讓利給人民，讓人民少繳些錢，多點錢去消費；而國有企業通過國家少收稅的方式也可以保證國有企業的盈利不受影響。第二個方法用實名制的存款，對于低額的老百姓的存款利息就可以提高一點，大額存款的利息可以壓低一些；第三點，國家可以給每個公民發一張生命卡，定期把國家賺的紅利對公民分紅，發放國家紅利給人民的生命卡，讓人民不斷增富是當前國家的重要任務。
問：欺騙即不誠信，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汪康懋：現在中國的不誠信即欺詐之風很厲害。政府的不誠信體現在把人民大會堂借給不誠信的小企業開發布會，欺騙廣大經銷商。政府官僚主義，人民要政府去辦一件事情效率很低，浪費了很多時間。中國目前遠比不上新加坡的誠信程度，甚至連印度尼西亞也比不上。在企業里，現在有三種欺詐方式，第一種單位用假報表欺騙投資大眾，第二種個人欺騙公司，第三種社會欺詐，例如電信欺詐。很多雇主欺騙員工，雇高管，說給一百萬年薪，其實一個月五千元都拿不到，員工也欺騙雇主。所以現在的畢業生都想去當公務員，因為國家的工資還是確實有保證的。如果不誠信這個問題不解決，成了一種惡劣的社會風氣，會影響民族存亡。
問：您認為社會上普遍存在的不誠信的根源是什么？
汪康懋：現在的人一切向錢看，過去歷史咱們對商人的地位看得很低，現在卻看得很高。很多企業家都會夸大，夸大是誠信失效的源頭。例如唐駿的案例。
問：中國目前做出了重啟匯改的選擇，也就是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是您始終堅持認為固定匯率是中國匯率制度的終極選擇，為什么？
汪康懋：關于現在的匯率問題，我一直弄不清楚，我們為什么要從固定匯率制度走向浮動匯率制，全世界有八種匯率制度安排，只有兩個國家目前采用的是浮動匯率制：美國和日本，他們都因為浮動匯率制度吃到了苦頭，我們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浮動匯率制度對我們有很多的弊端。我建議將來我們亞洲各國組建“亞元”這個統一貨幣，像歐元一樣走向固定匯率制，對中國經濟有很大的保險作用。
問：既然您認為中國應該實行固定匯率制，那么中國應該如何應對國際施加的壓力？
汪康懋：國際上之所以會給中國施加壓力，就是因為中國沒有講真話，如果中國能把自己真實的失業率講出來，如果失業率高，國際上是沒有理由壓迫你把匯率升上來的。你說你失業率很低，人家當然會壓迫你升匯率，這樣反而會把經濟壓垮。所以，就算中國經濟很強勢，也要以弱勢示人，要懂得示弱，還是要學習鄧小平
“韜光養晦”的策略。
問：您如何看待中國目前重啟匯率制度改革？
汪康懋：我認為現在的匯改是以外部的需要為出發點，而不是從內部的需要出發，把中共中央調查部撤消是很大的錯誤。匯率應該定為多少，應該以中國基層的需要為原則，由調查部從中國的基層拿數據，而不是按國外的要求做。匯率上升之后，中國出國旅游也許能有些好處，但是對于一國經濟來講沒有好處，很多中小企業都瀕臨破產。所以，我認為中國還是應該回到固定匯率制度上來。全世界匯率制定都應該遵循一個原則即PPA——平價購買力。也就是說，同一個物品在美國賣多少錢和在中國賣多少錢經過匯率換算之后應該是等價的，從平價購買力來講，例如中國的房價、車價、食品、電影票都比美國貴，中國的利率不是低了而是高了，所以中國的匯率不是應該升而是應該降。由于美國的金融風暴造成美元比較弱勢，但是不管弱勢到什么程度，它還是全世界的主導貨幣。中國有兩個辦法，一是自己跟黃金掛鉤，一是把美元、歐元、日元等幾個主要貨幣作為一攬子貨幣掛鉤。這樣就沒必要猛升匯率，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熱錢就會進來，把中國的房地產、股票炒高，形成泡沫。
問：我國股市的集中度很低，由此造成了大量公司的流動性不足，您認為應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汪康懋：現在要搞國際版了，國際版主要就是大公司了。另外，我們以前的藍籌股，這個上證指數的設立是有問題的，美國有33個公司是主導股市的，組成道瓊斯指數，香港也有恒生指數，所以我們應該設立一個藍籌指數，如果你讓一千多個公司都在指數里，這個指數很難弄。等到法人股都流通出來，把藍籌公司做成上證指數，集中度就會好一些。在一個行業里面，國家也有很明確的定性，就是合并成只有兩家，股市的集中度不好就在于，我們現在的壟斷行業都壟斷到非先進行業里去了，新興行業里的藍籌股還沒有涌現出來，指數里的成員企業應該隨著產業結構的演進而調整，可以參照美國股市指數成員公司數33家，香港股市指數成員公司數100家來做。這樣股市的集中度就會很高了。
問：轉移定價問題給我國經濟帶來了什么樣的負面影響？
汪康懋：轉移定價這個手段，目前中國還沒有識別。我們并沒有嚴格的審計跨國公司進來的原料定價，現在跨國公司通過這樣幾樣事情來轉移定價，母公司一是要收專利費，二是要收顧問費、品牌費，還有其他種種費用，而且費用還很高，這些都把中國的盈利轉移到外國去了。而且跨國公司在中國交的稅是很少的，這個中國的調查部應該去調查一下，中國的子公司虧損得很多，但母公司賺得很多，這樣會影響到我國收不到稅，宏觀很好，微觀很弱，。這就是主要的轉移定價的模式。
問：您如何看待中國銀行業的發展？我國應再建立什么樣的股份制銀行？
汪康懋：現在中國開放了很多領域，比如銀行，根據我給國務院寫的報告，我們需要在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我們需要搞一批新的、民營的股份制銀行，比如東北振興銀行、渤海銀行、北京銀行等；另一個層面是原來的城市信用社、農村信用社全部轉制，民間資本可以入股，然后改換一個全國的名號，在全國經營，有利于資本的擴大。這樣，民間資本在這兩個層面都可以參與金融業的發展。國家還可以開放醫院、傳媒等領域，這些股權都可以賣出來。
我們還應該組建一些行業銀行，比如說能源銀行、糧食儲備銀行、物流銀行等。現在我們的四大銀行，全部是同質競爭的，所以應該搞一些國家戰略上需要的銀行，不然會制約中國未來經濟的發展，現在制約中國的主要是能源、礦產。
問：您如何看待外資在我國某些行業擁有超國民待遇問題？外資在中國企業的持股比例多少合適？
汪康懋：還有外資能不能持有中國企業50%以上股權的問題，我的結論是不可以。因為發達國家外資平均持股比例只有26%，發展中國家外資平均持股比例只有42%，而中國卻高達54%，很多國家的限制都是最高在49%，必須和本國資本合資，不可以讓外國資本持有50%以上的股權，在這一方面對外資的管理是過松了。因為這會對國有經濟造成毀滅性的問題，外商過于強大呢，民營企業就會弱小，最終可能無法生存，這樣人民就會失業，社會就會動蕩，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應該幫民營企業一把。現在外資也出了好多問題，不能由外資來控制國家經濟命脈。
問：從微觀層面上來講，中國的中小企業普遍面臨著什么問題？企業是否應采用對沖策略，套期保值？
汪康懋：根據我對全國幾萬家中小企業的調研，我發現中小企業最大的問題是主業不清，多頭并進；還有很多中小企業不正當的賺錢，想了一個新招，到全國去搞推銷，找來幾十萬個經銷商，每個經銷商加盟費5萬塊錢，這樣就弄到一大筆錢，這些錢卻被浪費掉。這不是正常的做企業的辦法，所以我奉勸中小企業先做好主業，不要用找經銷商、加盟商的辦法賺錢。因為加盟存在一個問題，在中國市場誠信還不夠好的情況下，加盟大多數是失敗的。加盟商用你的名字，但是質量卻做得不好，反而把你的名聲做差了。所以中小企業首先應該想清楚，你到底想做什么樣的主業，你想做零售還是批發，你做的東西是不是有創新，在你的細分領域里面你是否領先。
然而另外一方面，現在日本很多中小企業手上有很多獨家技術，在等待大企業的收購，所以，我認為我們稍有實力的民營公司，可以到日本等技術發達的國家去買一個小公司，把它的發達技術、新的商業模式買回來裝到你原來的企業當中去。
企業還應該注意期貨的問題，你去買期貨做對沖、套期保值，到底是有效還是無效，到底是安全還是增加風險，我研究了好多案例，做得比較好的是中國民航，做得不好的是江西銅業。
問：企業高管的股權激勵標準應如何確定？
汪康懋：關于企業高管的股權激勵，國際上有兩個標準，一是最高總裁的薪水和最低員工的薪水差距不要超過一百倍，但是現在國內很多高管的薪水高得很離譜，甚至是普通員工的幾千倍，這個很不符合國際標準。而且高管的股權激勵總數應該只占5%，每個高管的股權激勵應該小于1%，不應該拿得太多，如果這個企業市值做得很大，1%的股權也是相當可觀的。聯想給了高管35%的股權，這35%被創業團隊一分，平均就沒有1%了，隨著企業的壯大、增股等措施。反正從公司上市來說，1%就夠激勵了。
汪康懋：
國際著名金融專家和華爾街優秀投資銀行家、2004年中國十大財經英才，中國企業海外上市和基本面分析的奠基人、汪氏模式創始人。
華東政法大學商學院院長、博導、新加坡證券交易所總裁顧問、國際金融管理學會審稿委員，國內外八所著名大學的金融學教授，是首批授予中國綠卡的外籍專家。汪博士曾在新加坡國立大學、香港大學、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等任過教授。
曾任美國最大投資銀行（Merrill Lynch(美林集團)和Paine
Webber(潘恩韋伯)）以及著名跨國公司（YTL）（楊忠禮機構）之董事級高管十多年，參與多項百億美元融資項目。
曾于1992年一手創建和操作了第一家中國企業（華晨）在美國股市的上市，該上市被華爾街評為全球十優融資項目。他曾為歐洲、美國、新加坡及香港多家跨國企業集團以及民生銀行、浙商銀行、中華網、春蘭集團及數家證券交易所擔任顧問。
附：“2004年中國十大財經英才”的評選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駐華代表處、中華英才半月刊社、北京大學、中國青年報社、中國改革報、中國教育電視臺、搜狐網、澳門衛視八家單位共同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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