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我們注意到，部分發達國家輿論在稱贊中國經濟成就的同時，也大加渲染“中國經濟責任論”，認為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舉足輕重的力量，當前世界經濟中的許多問題都與中國有關，中國不僅應承擔世界經濟失衡的責任，還應承擔“拯救世界經濟”的責任。對這股論調，您怎么看？
霍建國：據我了解，所謂“中國經濟責任論”大致有以下幾個特征：
——是“中國經濟威脅論”的翻版。長久以來,由于價值觀和社會制度的差異,西方一直戴著有色眼鏡看待中國,當中國經濟遇到困難時，我們聽到了“中國崩潰論”；當中國經濟發展取得成就時，又冒出了“中國威脅論”。此次西方通過制造“中國經濟責任論”否認中國在促進世界經濟復蘇和增長中的積極作用，同時又把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視為全球經濟失衡的主因，甚至將全球資源供應緊張都歸為中國因素。這其實是與“中國經濟威脅論”相互唱和。
——對中國的指責花樣翻新并趨于長期化。西方主要國家除反復熱炒人民幣匯率問題外，最近又拋出所謂“順差國責任”、“債權國責任”、“儲蓄國責任”、“能源消費大國責任”、“碳排放大國責任”等論調，并試圖借助各種炒作，形成對中國不利的長期輿論氛圍，給國際社會以“世界經濟中的任何問題都因中國而起、世界經濟形勢能否好轉取決于中國采取的措施”等印象。
——拉攏誘使發展中國家共同對華施壓。金融危機以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表現普遍好于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的份額逐步擴大。西方利用中國與一些發展中國家經濟上存在競爭的一面，將人民幣匯率問題擴大化，推動一些發展中國家對華施壓，企圖使中國在國際經濟中陷入被動局面，從而干擾中國自主發展的方向。
將金融危機和世界經濟復蘇乏力歸咎于中國是不公平也是沒有道理的
記者：“中國經濟責任論”的一個主要觀點就是將中國描繪成世界經濟失衡的“罪魁禍首”，指責中國在促進世界經濟復蘇上“不作為”，這豈不是很荒謬？
霍建國：中國是國際金融危機的受害者之一。眾所周知，本輪金融危機的起因是美國華爾街金融界的貪婪和監管失控，是過量的金融衍生品和投資銀行在全球大肆操縱市場炒作期貨獲取高額利潤的結果。其制度上的原因則是美國金融管理機構監管不到位和美國政府長期操縱美元，致使全球資產泡沫加劇。而世界經濟衰退和失衡的根本原因是不公平的國際經濟秩序和國際協調機構功能的缺失。
我認為全球經濟的真正失衡體現在南北發展的失衡，是以美國為首的金融資產脫離產業資本瘋狂炒作而釀成的全球資產利潤分配不均的失衡。將金融危機和世界經濟復蘇乏力歸咎于中國是不公平也是沒有任何依據的，十分荒謬。
中國實實在在地對世界負責任，在危機中的貢獻毋庸置疑
記者：您個人如何評價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對迎戰國際金融危機和推動世界經濟復蘇所盡的努力？
霍建國：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發展的路徑和模式受到世界普遍認同，中國“和平發展”、“和諧世界”的文化理念正被廣泛接受。事實上，從“責任”看，中國多年來的行為恰恰表明，我們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一直都在積極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
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在地區經濟復蘇和抵御危機向全球蔓延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那場危機后，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25%以上，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點。
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迅速參與了包括G20在內的國際多邊協調，對內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保增長、擴內需，在世界經濟復蘇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展現出負責任大國的擔當。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進口國，在2009年全球貨物貿易額下降23%、美國進口下降26%的情況下，中國進口降幅僅為11%。今年以來，中國進口維持40%的增幅，外貿順差持續下降，為世界經濟復蘇做出了實實在在的努力。中國在危機中的貢獻毋庸置疑。
我還想強調的是，美元作為全球資產的主要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多年來尤其是在過去10年里，持續實施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依賴美元貨幣的優勢不斷增發美元，彌補了美國長期的雙赤字財政，也導致了全球資產市場嚴重的價格泡沫，并造成全球經濟發展失衡。而美歐等發達國家卻肆意夸大人民幣匯率在全球經濟失衡中的作用。
自2008年起，為應對金融危機，人民幣匯率采取了事實上盯住美元的策略，這是中國在特殊情況下采取的特殊舉措，而中國經濟率先回升對世界經濟復蘇又發揮了積極作用，中國此舉與一些國家在危機中競相貶值以獲取自身競爭優勢的做法形成了鮮明對比！今年6月，中國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進一步改革，放寬了人民幣的波動幅度，使匯率更能反映市場供求變化，受到多數國家贊賞，這是中國對世界負責任的又一表現。
在環境治理及全球碳減排方面，中國也作出了不懈努力。
主要發達國家渲染“中國經濟責任論”的深層用意是轉移國際視線、抑制中國發展
記者：在國際權力重心加速擴散的大背景下，您覺得西方國家渲染并炒作“中國經濟責任論”的真實、深層用意是什么？
霍建國：主要發達國家大肆渲染“中國經濟責任論”，首先，是轉移國際視線。目前，在全球經濟艱難復蘇、矛盾日益加劇、大國博弈趨于激烈的時候，西方國家再次祭出“責任論”大旗，甚至說什么“中國是金融危機的最大贏家”，無疑是想轉移國際社會視線，掩蓋、模糊危機的真正原因，推卸責任。而中國因為經濟總量大、外向型經濟發展速度快，且在體制、價值理念上與西方不同，自然成為西方轉嫁責任的首要靶子。
其次，渲染“中國經濟責任論”意在促使中國按西方意圖進行政策調整。危機中，主要發達國家經濟遭到重創，2009年其經濟增長率為負0.6%。而主要發展中國家卻保持了較高增速，中國實現了9.1%的高增長。對此，西方滋生了嚴重的不平衡心理。主要發達經濟體紛紛重新審視其經濟發展理念及金融在其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并更加注重出口對經濟復蘇和就業的拉動作用。美國為了維護本國利益，不假思索地拋出五年出口倍增計劃，同時又置中國經濟的承受力于不顧，頻頻施壓，急于要求人民幣快速升值，以實現美國擴大對華出口的目的。美國的做法像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嗎？此舉只能說明西方的冷戰思維仍在作怪，企圖維持世界經濟原有的“中心—外圍”結構，發號施令迫使中國適應其調整思路，以期繼續坐擁其在世界經濟中的優勢地位。
三是要求中國在世界經濟中承擔更大責任。早在2006年2月，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公布的中美經貿關系評估報告中就提出中國要承擔更多責任，甚至承擔包括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承諾以外的更多義務。同年10月，歐委會公布的第六份對華政策文件認為中歐間“成熟的”伙伴關系正向“更緊密的伙伴”過渡，由側重雙方共同的利益和挑戰轉而強調雙方應承擔更多的責任與義務。歐美對華政策策略的變化，說明中國的崛起備受世界關注，而在國際金融危機中，中國不凡的經濟答卷放大了西方國家與中國在世界經濟比重此消彼長的格局。2001年，中國的GDP不到美國1/10，而2009年中國GDP已達美國的1/3強。在牽制中國的種種手段難以奏效的情況下，西方以中國經濟總量規模較大和在危機中經濟復蘇最快等為由，試圖迫使中國承擔超出自身能力的更多責任，以及在能源開發、氣候變化、海外投資等方面按西方標準行事。
四是出于抑制中國發展的戰略考慮。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價值觀及意識形態差異，始終是西方的心病，是產生分歧的重要因素。伴隨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壯大，西方不平衡心理會愈加突顯，渲染中國對世界經濟負有責任的論調將會以各種面目不斷出現。
中國絕不受外界噪音影響而去承擔超出自身能力、有損自身重大利益的責任
記者：有人說，“中國經濟責任論”將成為后危機時代西方“規范”中國發展道路、制衡中國崛起進程的常態化輿論工具。您認為是這樣嗎？我們應當怎樣面對？
霍建國：是的，“責任論”可能呈現長期化、常態化趨勢。必須清醒認識到，“中國經濟責任論”不啻對中國的一種變相“捧殺”，值得警惕。中國絕不受外界噪音的影響而去承擔超出自身能力、有損自身重大利益的責任。
實際上，中國目前仍是一個發展中大國，且在發展之路上仍布滿著艱難，當然也可以理解為中國既具有發展中國家的特征，也具有大國的特征。所以，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期盼與中國的自我定位常出現錯位。現有國際體系中的發達大國通常更加突出中國的大國地位，一方面眼紅中國在參與全球化進程中把握住的發展機遇，另一方面由于現階段西方對協調解決眾多涉及全球經濟平衡發展的問題已力不從心，希望中國承擔更大的責任。
這里，我要問一句：主要發達國家渲染的“中國經濟責任論”是要求中國向誰負責？是向廣大發展中國家負責呢，還是要向少數幾個發達國家負責？是希望中國對建立一個公正的國際經濟新秩序負責呢，還是要求中國對建立以美國為首的操縱世界經濟規則的行為負責？
我想，中國首要的是對本國人民負責，對國家利益負責，把自己的事情辦好，確保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這是對世界經濟、對世界人民最大的負責。在此基礎上，我們可按照自身的承受能力考慮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積極推動建立公平合理的世界經濟新秩序，倡導通過相互合作創造互利共贏的發展新模式，為世界經濟的未來作出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