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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之爭，是貨幣戰爭的第一步。
這一步，中國走得比日本早。在人民幣尚未成為國際貨幣之前，已經發生。由于金融危機，由于美國龐大的貿易赤字，人民幣匯率為眾目所矚，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2010年3月15日，超過1/3(130名)的美國眾議院議員聯名致信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和商務部長駱家輝，信中將美國國內制造業工人失業和美國對中國龐大的貿易逆差歸咎于人民幣估值過低，要求奧巴馬政府通過對中國輸美產品征收反補貼稅，并在4月發布主要貿易伙伴國匯率制度的報告中正式給中國貼上“匯率操縱國”的標簽，以促使中國停止“匯率操縱”。
一貫以理性示人，并在中國經濟學界擁有大量擁躉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的一篇文章則可謂觸目驚心。就是在3月15日這一天，《紐約時報》刊載的克魯格曼的文章標題居然是《拿下中國》！
克魯格曼成為美國制造業的捍衛者，他將美國的經濟困境直接歸咎于中國人儲蓄與出口的經濟結構：“在全球經濟復蘇的大背景之下，中國正力圖保持人民幣幣值的穩定，而人民幣幣值低估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制約性因素……中國的匯率政策已經影響到世界上許多經濟體，也榨干了本已深陷危機的全球經濟……我并不是說目前需要采取某種強硬態度，只是當中國貨幣政策已經對世界經濟產生影響的情況下，也是該建立某種立場的時候了。”
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國際經濟博弈正是如此。在公義與是非的漂亮外衣下包裹的是赤裸裸的國家利益。日元匯率在美國要求下的大漲大跌，保護了美元的強勢地位。金融危機爆發以后，為轉移國內視線，保護本國經濟，緩解就業壓力，各國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正在卷土重來。貿易保護主義畢竟沒有得到主流意識形態的承認，沒有誰肯承認自己是重商主義國家，只是通過制定采購國產化率等規則，試探貿易保護主義與國際反彈的邊界。
可以預見，只要金融危機尚未真正遠離，貿易保護主義的魅影就不會離去。即便危機過去以后，面對中國逐漸崛起的大趨勢，各國對中國的圍堵、制裁、打壓、阻擊也不會停止。這不是陰謀，而是一場真正的“陽謀”。
一本由英國前首相布萊爾的智囊馬克·萊納德撰寫的《中國怎么想》正在西方世界暢銷。對于中國是怎么想的進行探秘式的猜測，正是西方最感興趣的議題。中國有人說不高興，有人說好得很。從外界透過玻璃窗的偵伺未免隔靴搔癢，但身處其中，是不是能夠認清廬山真面目，同樣值得懷疑。
不管有多少爭論，對于中國經濟而言，需要的是長期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沒有秩序就沒有財富的持續生成。因此，中國應該盡量避免大規模貿易戰的爆發以及由此可能引起的更為嚴重的情況發生，但中國也不應懼怕任何形式的恐嚇。只有推行為大多數人接受的價值觀，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如何做到世界寧靜，和平共處？
在國內，中國有必要大力進行經濟結構調整，變出口導向型經濟為內需刺激型，尤其是消費拉動型經濟；在國外，抓住危機應急反應所帶來的世界格局重建的機會，積極參與、融入全球經濟。
這幾年，對于如何轉變國內經濟結構，有見地的著述也出了不少，但對于中國應該如何參與世界格局的重建，切實、理性的聲音實在有限。中國歷來缺乏睜眼看世界的人，更缺乏平視外邦的氣度。這部《中國反圍堵》的作者們顯然對此現狀有所不滿，他們把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企業的突圍放在一個歷史長程中進行解讀和評論，我以為這種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如果伴隨大國崛起的必然是包括貨幣戰爭在內的全球產業戰爭，我們沒有任何理由逃避這場戰爭。《中國反圍堵》后記中提到了史學大師呂思勉的一句話：“蜀之國勢，非以攻為守，亦無以自立。”誠哉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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