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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空前的金融危機揭示了信用經濟的發展規律：信用社會化與信用風險信息不對稱矛盾貫穿于信用經濟社會全過程，由國家管理社會信用風險，建立國家信用評級體系是這一矛盾運動的必然選擇。已經被歷史證明失敗的西方信用評級體系模式對一個國家的金融穩定和安全威脅的必然性告訴我們，選擇什么樣的國家信用評級體系不僅關系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大局，而且具有世界意義。由信用評級體系導致美國國家金融體系幾乎崩潰的教訓，使我們必須認真思考一個超級經濟體選擇什么樣的信用評級體系模式，才能避免金融災難重演。國際和國內形勢的發展進一步增加了實現這一目標的緊迫性，如何構建中國信用評級體系的戰略抉擇已經刻不容緩地擺在決策者面前。
一、金融危機凸顯信用評級的戰略地位
全球金融危機對擁有百年發展史的信用評級做出了最好的詮釋，具有劃時代意義。
(一)信用評級關系國家金融與戰略安全
金融的本質就是債權人與債務人的關系，即信用關系。美國是一個信用高度社會化的國家，縱橫交錯的債權債務關系構成整個社會的經濟基礎，每一個社會成員的經濟活動都是在信用關系基礎上進行的。高度發達的信用交易還使美國成為世界信用關系的中樞。金融危機前的2007年統計數據顯示，美國各類金融資產總規模已達61萬億美元，占全球金融資產的26.6%，是其國民生產總值的441.8%；外國債權人在美國的總資產達20.4萬億美元；金融交易總額約為52.4萬億美元，占全球金融交易量的41.5%；金融交易的品種達1200種以上，人類巨大的財富資金通過信用交易方式集中于美國，使美國成為名副其實的信用帝國。如此龐大的信用資產交易完全依賴信用評級提供的風險信息進行市場定價，如沒有信用評級提供的債務人信用風險信息，現代金融體系將不復存在。信用社會化過程中的人類經濟活動賦予了評級這種獨有的地位，信用評級與金融體系的相互依存關系使評級具有對金融的強大影響力。
信用評級對國家金融與戰略安全的巨大影響力完全被金融危機所證實。美國評級機構掩蓋次級貸款償還風險的錯誤信息在極短的時間內幾乎全面顛覆國家信用體系，國家信用體系的破壞動搖了美國的經濟基礎，金融體系對國民經濟的基礎性支持功能被嚴重削弱，實體產業因此遭受重創；驟增的國家債務把美國推向資不抵債，近乎破產的境地；國民經濟陷入長期衰退期；美國的國家戰略也不得不因危機進行重大調整，金融危機導致了不利于美國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變化。
信用評級之所以能和國家安全聯系起來，是因為信用的高度社會化使信用關系成為社會成員之間最普遍的經濟關系和人類現代信用社會的經濟基礎，債務人信用風險信息不對稱是這一社會發展階段的主要矛盾，建立在信用關系基礎之上的人類經濟活動高度依賴評級機構對債務風險判斷的信息，沒有對債務人風險評判的評級信息，一切以信用為條件的經濟交易將無法進行，信用評級實際上成為信用經濟條件下的無形之手和國家安全的戰略制高點。這是全球金融危機帶給我們最重要的啟示。
(二)信用評級關系人類社會安全發展
2008年底，全球未清償政府、公司、金融債券余額約83.5萬億美元，跨境借貸總額約1.5萬億美元，外匯日均交易量超過3萬億美元，國際主要證券交易市場股票交易金額約80.4萬億美元，全部依賴信用評級信息進行交易定價。全球股票、期貨、黃金、金融衍生品等市場交易均受評級信息影響。以信用為基礎的經濟全球化把全人類的經濟活動與信用評級連接在一起，信用評級與人類社會安全發展的關系也完全被金融危機所證實。
發端于美國的評級錯誤通過信用鏈條的傳導迅速超越國界波及全球，使整個人類社會蒙受損失，危及人類社會安全發展。金融危機帶給人類的災難顯示：金融危機波及世界所有的國家和地區；重創全球信用體系；導致很多國家金融機構和生產企業破產；銀行危機、貨幣危機、債務危機、經濟危機此起彼伏；國民財富迅速蒸發；全球經濟大衰退引發的失業潮降低了絕大多數國家民眾的生活水平；許多國家為挽救危機不得不增加政府債務，加劇了債務國的違約風險，并因此積聚爆發下一場世界性金融危機的能量。金融危機對人類社會安全發展的威脅并沒有因危機的消退而消失。
信用評級對人類社會安全發展的影響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理解：一是影響人類社會發展的非傳統威脅日益增加，信用危機在短時間內就能橫掃世界，摧毀人類的物質財富，導致全球經濟大衰退，其對人類社會安全的威脅遠勝于一場帶有硝煙的戰爭。二是信用社會化推動了信用關系的國際化發展，信用關系超越國界成為人類社會的基本經濟關系和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基礎，信用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矛盾和規律在世界范圍內起著主導作用。信用風險信息不對稱仍然是國際經濟活動的主要矛盾，評級及其信息在全球范圍的廣泛應用是解決信用風險信息不對稱的最主要途徑，信用評級揭示風險和市場定價功能在全球化信用交易中得到更充分的肯定和依賴。信用風險在全球的傳導增加了國際信用體系的脆弱性，信用評級錯誤必然影響人類社會正常的經濟活動，破壞全球信用體系，繼而引發世界性危機，威脅人類社會安全發展。這是金融危機帶給我們最沉痛的教訓。
(三)信用評級關系國際信用資源分配與世界經濟均衡發展
信用的社會化發展使信用與資本的關系日益緊密，信用日益呈現為資本的一般形態，且正在成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強大驅動力，信用資本化是信用經濟的一個顯著特征。由債權人與債務人構成的信用關系以債務償還為先決條件，債務人的信用狀況決定著它對社會信用資源占有的多寡，因此，對債務主體償還能力的評級就成為債權人判斷借貸風險的重要依據。事實上，信用評級決定著社會信用資源的分配。2008年世界外債總量約為61.1萬億美元，AA級以上29個國家的外債總量55.8萬億美元，占有國際信用資源的91.3%，它們全部為發達國家，其中，19個是全球最大債務國，10個是全球最大凈債務國。發展中國家普遍因信用級別不高，占有的國際信用資源僅為7.6%。世界最大債務經濟體持續高額負債主要用于刺激經濟發展、彌補政府赤字、支付社會保險、平衡貿易逆差、支撐國防開支，與這些國家占有巨額信用資源形成反差的是，發達國家2009年對世界經濟衰退的貢獻率約是112.7%，國家入不敷出，債臺高筑，難以靠價值創造維持國家收支平衡，有的甚至資不抵債，陷入國家破產境地。究其根源，是賦予了這類缺乏實際償債能力的國家以最高信用級別，掩蓋了償債風險，使它們以超過自身的實際償還能力占有國際信用資源。這種信用能力與信用資源占有的不平衡，不僅使發達國家的繁榮建立在巨大的債務風險之上，而且從根本上破壞了世界經濟的均衡發展。
二、美國信用評級體系的失敗
全球金融危機宣告了美國信用評級體系的失敗。為什么發源于美國具有百年歷史的信用評級會成為國家信用體系的掘墓人？為什么信用評級會使國家陷入重重危機？
迄今為止，人們對引發這場史無前例的金融危機的原因更多地關注于美國的政治、經濟、政策、體制、機制等相關因素，甚至怪罪于金融衍生產品的過度泛濫和評級機構與投資銀行的利益勾結，然而還沒有找到引發危機的真正原因。從根本上說，此次危機是高度社會化的信用關系與落后的信用評級體系矛盾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信用評級體系不適應信用社會化發展的必然結果。
美國信用評級創立于1909年，以1975年美國證券交易監督管理委員會確定穆迪、標普和惠譽三家評級機構第一批“全國認可的統計評級組織”為標志，開始形成美國信用評級體系。美國政府把信用評級機構歸于新聞媒體類，允許其自行發布評級信息，投資人可選擇使用；鼓勵評級機構進行充分競爭；政府對評級機構的監管也很寬松。長時期以來，美國評級模式被視為權威、公正的象征和學習、推廣的典范，金融危機后，我們有理由對美國評級體系進行深入研究，使其經驗教訓成為人類避免再遭危機之害的寶貴財富。
(一)美國評級體制沒有體現信用經濟的本質要求
信用社會化發展客觀上要求有一個評級體系做保障，評級是一個履行國家對社會信用實施管理職能的特殊行業，評級機構的首要職責是社會公共責任；評級標準應能真正反映信用風險運行的內在聯系，從技術層面保證評級信息的可靠性；因為評級機構的履責行為直接關系國家信用體系安全，所以政府必須對其實施強有力的監管。然而，美國評級體系并沒有在以上三個方面形成制度保障，沒有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國家信用評級體系。
美國把評級機構作為一般市場主體定位并進行管理，由機構在自身與公眾利益之間進行平衡和選擇。市場競爭法則使評級機構首先要保證自己能生存下去，由評級行業的特殊性所決定，最終導致的是信用級別和價格競爭。作為國家評級體系主體的評級機構的公共責任缺乏體制保障，是美國評級模式最大的缺陷。同樣由于體制原因，使評級機構從根本上失去了推動評級標準和技術進步的原動力，失去了為市場提供正確評級信息的能力。在自由主義經濟思想指導下，美國政府認為充分市場競爭可以起到機構自律和自我完善的作用，因此在長達百年的評級發展過程中，沒有形成有效的評級監管體系，只是在金融危機后才開始反思監管問題。
(二)美國評級機制最終使評級機構背叛了公眾利益
把一般市場原則引入信用評級行業必然刺激評級機構追求利益最大化，為了保住自己的市場份額，甚至把信用級別作為競爭的手段。信用級別買賣使不同機構的評級結果趨同化，評級信息不是在揭示信用風險，而成為掩蓋客戶真實風險的合法方式。評級收費模式則把評級機構與受評對象結成天然的利益共同體，利益攸關使評級機構不惜出賣道德，淡化風險揭示，甚至被受評對象操控，最終使評級的天平傾向利益方，公眾利益成為評級機構競爭的最大犧牲品。
(三)美國評級監管是導致國家評級體系失敗的根源
美國政府對信用評級機構的準入并沒有與監管同步，2006年9月29日美國總統簽署《2006年信用評級機構改革法案》之前，國家沒有任何相關的評級監管法律。該法案旨在通過提高評級質量，強化評級責任，提高評級透明度，促進評級行業競爭，對準入、評級和管理程序做了明確規定。評級機構所承擔的公共責任第一次用法律形式確定下來，具有積極意義。同時，該法案鼓勵評級行業競爭，從國家法律上給予評級機構一般市場主體定位，又為信用評級偏離公眾利益埋下禍根。這部法律更為強調的是，政府對評級業務程序性的管理，但面對在追求利益最大化驅動下的信用級別交易，政府監管顯得蒼白無力。實際上，金融危機爆發前，美國政府對評級沒有履行監管職責，主要表現為：監管長期缺位，對評級機構沒有實質性管理；監管理念未體現信用評級行業的本質要求；對評級機構的錯誤定位；監管重點不突出；監管方式不科學；特別是把評級競爭法律化，從國家制度上激化了評級競爭。在競爭壓力下，世界上最強大的評級寡頭最終越過道德底線，背叛了國家利益。
(四)后危機時代美國信用評級體系展望
金融危機使美國政府開始重視評級行業，試圖通過完善法規進一步規范評級流程、收費、信息披露和鼓勵競爭解決評級不公正及利益沖突，但沒有觸動評級體制、機制及收費模式等根本性問題。這反映了他們對評級引發危機的深層次原因尚缺乏足夠的認識，對國家信用評級體系在現代信用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以及信用評級發展規律還沒有一個正確的理解與把握，對國家信用評級體系模式也沒有科學合理的改革思路。這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辦法。只要評級體制和機制鼓勵競爭，收費模式得不到徹底改變，級別和價格競爭以及公眾與評級機構自身利益的沖突就將繼續下去，因評級不能充分揭示風險可能導致金融危機的風險就會依然存在。
在美國，不進行一場信用評級體系革命，就不可能建立起適應信用經濟發展的國家信用評級體系，信用信息不對稱矛盾就難以有效解決。顯然，社會的主流意識與改革評級體系的客觀要求之間還有很大差距，解決的辦法有兩個：一是積極吸收他人對信用評級發展規律的研究成果；二是通過危機方式喚醒人們的覺悟。這場信用評級技術革命還需要漫長的等待，人類還將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
三、國際信用評級體系的重大缺陷
我們在這里研究國際信用評級體系是因為在信用全球化條件下，國家與國際信用體系的緊密關系決定了兩者評級體系聯系的必然性。同時，現存國際評級體系是美國評級模式的延伸，對人類社會的影響重大且深遠。歷經無數次國際金融危機的驗證，暴露出現存國際評級模式的重大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代表國家或利益集團的評級機構不能履行國際公共職責
參與國際信用交易的主體分屬不同國家，其風險程度存在差異，而市場價格的形成需要用同一標準衡量不同主權性質的信用產品價值，獨立于交易雙方的第三方信用評級信息是實現國家間信用產品價值比較的唯一選擇。這就要求評級必須站在公正的立場客觀評價各國交易主體的信用風險，國際評級機構的超主權性質是由具有主權性質的跨國金融交易主體和國際交易價格形成的非主權性所決定的。現存國際評級體系由美國評級機構主導，體現其立場的評級標準表現出它們所關注的是本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的利益，其評級結果完全有利于這些國家。它們長期給予世界最大債務經濟體和凈債務國最高信用級別，掩蓋其真實償債風險，維護了自身利益：1、憑借高信用等級超過自身償債能力占有國際信用資源。2009年多數發達國家的外債總額已超過本國當年GDP的100%，超過當年財政收入的300%，占有了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信用資源；2、利用高信用等級為西方發達債務經濟體進行利益輸送。根據十年期國債利差和2009年第三季度發達國家的外債總額匡算，因AAA信用級別，其借貸成本相對于BBB信用級別每年節約大概2.5萬億美元，十年總共節約25萬億美元，而這正是應該付給債權國的融資收益；3、高信用等級掩蓋了最大債務國通過貨幣貶值輸出債務的行為。現存國際評級體系鮮明的國家性使其喪失了公正性。
(二)用一國的評級標準不能科學衡量各國信用風險
每個國家債務主體信用風險形成的因素是不一樣的，必須用體現信用風險要素內在聯系的評級標準才能準確衡量不同國家債務主體的風險，把風險的特殊性轉化為可進行價值比較的同一標準信息，體現國際信用交易的公平性。由信用風險特殊性與信用交易價值一致性所決定，跨國信用交易必須采用非主權利益和意識形態的國際評級標準，才能保證評級信息的科學與公正，實現等價交換。國家信用是國際信用體系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對國家利益和國際信用關系的影響最為深刻和全面。然而，美國評級機構的國家信用評級標準完全從其國家利益出發，用其價值觀代替風險形成客觀性，向世界提供了失真的評級信息。它們國家評級標準的核心內容有五個方面：1、按西方民主政治理念進行國家政治排序；2、按人均GDP進行國家經濟實力排序；3、用金融和經濟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程度作為國家經濟結構和經濟前景的主要判斷標準；4、中央銀行獨立性和國際貨幣發行權是獲得高信用等級的必備條件；5、忽視國家財政收入作為償債來源的根本地位，把舉債能力作為衡量國家債務償還能力的判斷標準。現存國際評級體系用一國評級標準判斷各國信用風險對世界經濟發展的影響是全面的。
(三)用一國的監管制度無法約束主權國家機構的國際評級行為
長期以來，國際評級機構所有的國際評級行為沒有接受任何國際監管，形成國際評級監管真空的主要原因是：1、承擔國際評級信息供應商的機構是一個主權國家的經濟主體，還沒有任何有關國際評級監管的法規適用于管理這類機構的國際評級業務，同時，其它國家的法律也管不了另一個國家的評級主體；2、評級機構可以對國際任何主體進行評價并發表自己的看法，而評級資訊傳播不受國界和時空的限制；3、現有國際評級機構發布的評級信息已成為全球金融市場運行的必要條件，無論其信息可靠性如何，還沒有一種新興力量能夠取代，即使能夠對其不當行為進行監督管理，也難以讓它退出市場。國際評級活動是一個關系人類社會安全發展的根本問題，國際社會無任何授權和監管，任由一國評級機構通過主導評級話語權控制全球經濟安全，這是世界經濟發展進入信用時代，人類社會面臨的最大威脅。國際信用評級的特殊性使國家監管無法代替國際監管，跨境評級信息傳播與國家監管有限性的矛盾，以及國際評級機構應當承擔的國際義務都決定了必須建立超主權的國際監管體系才能約束國際評級機構的行為，起到糾偏作用，保證其正確的運作方向。國際社會對一個影響自身利益的主權評級機構無法實施有效監管的歷史必須得到改變。
(四)美國評級機構在國際市場的角逐使其背離了國際社會的整體利益
美國評級壟斷資本運用其以民主政治和自由主義經濟理念為核心的評級標準服務于國家全球戰略的同時，三家評級機構為瓜分全球評級市場展開全面競爭。評級競爭所導致的信用級別趨同化、風險揭示弱化規律在國際評級中越來越突出，三家機構在國家主權評級中的級別一致性十分明顯，在1997-2002年的十七個國家主權評級失敗案例中，穆迪和標普共同失敗的就有十四次。評級寡頭的國際評級競爭是為了壟斷資本的利益最大化，評級競爭規律決定了他們的行為結果會按照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方向發展，國際社會將成為國際評級競爭機制的利益輸送者。現存國際信用評級體系實際上是由最大債務國主導世界評級話語權，有利于發達債務國占有國際信用資源和債權國利益的工具。
(五)現存國際信用評級體系展望
金融危機是對國際信用評級體系最權威的檢驗，可是人類社會并沒有從危機中得出改變現存國際評級體系的正確認識，僅在加強監管層面達成了共識，而這種共識還難以付諸行動。盡管評級錯誤使整個人類社會蒙受了空前的損失，但是這個代價并沒有成為改革不合理的國際評級體系的動力，由美國評級機構控制國際評級話語權的局面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不會發生根本性變化。
信用全球化發展需要公正、科學的國際評級體系解決信用風險信息不對稱的信用經濟發展規律沒有改變，唯有構建新型國際評級體系才能維護國際社會整體利益的共識會日益增強。由民族評級機構掌控本國評級話語權將成為一種新的歷史潮流，并作為國際評級體系的組成部分發揮重要作用。新興國際評級力量將躋身國際評級市場，成為推動國際評級體系改革的重要力量。
中國對信用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和構建新型國際評級體系的思想理論在全球的有效傳播，將逐漸改變國際社會對評級的理解而形成主流意識。中國的評級機構將創新國際評級標準，以客觀、公正的形象參與國際評級事務，用實際行動推動建立國際評級新秩序。
四、后危機時代國際評級格局對中國的影響
從本質上講，之所以發生金融危機是因為美國和國際信用評級體系出了問題，美國的評級模式難以從體制機制上保證評級信息的可靠性。金融危機后，信用評級模式決定的國際評級格局對中國乃至世界發展將產生重大影響。評級體系的核心作用是，由誰及采用什么舉措保證依據科學標準提供正確評級信息，引導資本流向，實現經濟持續均衡發展。金融危機宣告了美國評級模式的失敗，其市場信任度正在衰退；一些國家正在推動民族機構創新評級模式，主導本國評級話語權；還沒有新興評級力量替代美國機構的主導地位，美國控制國際評級體系的格局和模式在很長一段時間不會發生根本性變化。這樣的評級格局會從兩個方面影響中國。
(一)為中國信用評級體系建設提供了歷史機遇
金融危機向人類昭示了這樣一個真理：信用經濟社會化發展需要能承擔起人類社會安全責任的信用評級體系。由于認識的歷史局限，人類對制造了金融災難的現存評級體系的認識不可能一次完成，后危機時代，對選擇什么樣的評級體系模式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思路，但一場信用評級體系改革的思潮和實踐正在許多飽受危機之害的國家興起和推進。在被列入世界超級經濟體的同時，中國正在成為一個信用社會化最快的國家，總結金融危機經驗教訓，構建適合國情的信用評級體系，是國家金融穩定和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主動順應規律，加快建設國家評級體系，參與國際評級規則制定，爭取國際評級話語權應該成為中國人的現實思考和戰略抉擇。歷史為我們提供了這樣的機遇。
為中國在信用評級體系方面的思想理論創新提供了機遇。西方評級思想和理念一直被奉若神明，經過危機的洗禮，長期主導人們思維方式且被證明錯誤的評級價值觀已為歷史摒棄，信用經濟社會發展呼喚新的評級思想理論創新。信用評級思想理論的重大意義在于，揭示信用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確定信用評級在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的歷史方位，喚起人們的信用意識，凝聚起信用評級體系的革新力量。中國應當抓住這一關系人類社會發展最前沿的信用思想理論變革機遇，進行社會科學研究攻關，探索信用社會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把在長期實踐基礎上形成的先進信用思想理論研究成果貢獻給全人類，充分體現一個負責任大國的胸懷。 (本文下半部分請見明日八版)
(作者系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中國信息協會信用專委會會長，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此文是他今年4月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做的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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