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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結構的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經濟迅速成長的“并發癥”。早期的發展經濟學家把很多結構失衡看作是在經濟發展的某個階段中出現的合理現象，甚至看作是加快經濟發展的一種途徑。
對中國結構性失衡作多角度的比較可以看出，中國經濟除了規模龐大之外，結構性問題其實并沒有多少驚人之處，更談不上“另類”。
首先，在非居民資本存量、單位勞動力資本存量、出口的年增長率等指標上，中國差不多都低于日韓經濟快速發展時期的相應指標。
其次，從現代消費理論視角看，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優良的人口結構可以對居高不下的高儲蓄率作出很好的解釋。中國異常的儲蓄率是兩個幾乎同時發生的關鍵政策的急劇轉變的結果。第一個轉折是1978年來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和對外開放的實施，隨著這一發展，收入增長率從大致穩定的3%急劇達到10%以上的水平。這個不同尋常的高增長率(而不是低收入水平)是理解與之伴隨的高儲蓄的重要基點。第二個轉折是人口政策。其一，15歲以下的人口同就業人口的比率從70年代中期的0.61猛烈地下降到世紀之交的0.33，人口紅利使得經濟中進行正儲蓄人群的比重顯著增加，進而提升了儲蓄率。第二個效應是，計劃生育使得子女數量銳減，顛覆了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即子女贍養父母。這迫使父母減少對子女的依賴，增加儲蓄以自我養老。
值得指出的是，日本等一些東亞國家在與中國發展階段相似的時候，國民儲蓄率與中國不相上下，新加坡的儲蓄率更是中國的1.5倍。
上述兩方面的分析表明，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失衡在相當大程度上是經濟發展中的階段性現象。有很多跡象顯示，這些結構性失衡很可能已經達到峰值，有望陸續進入下降通道。一個標志是“劉易斯拐點”的到來。近年來工資水平終于出現明顯上升，最低工資普遍上調，這些表明了勞動力無限供給時代的結束。隨著“劉易斯拐點”的確認，很多結構失衡問題有望得到緩解，當然這是個相當緩慢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工資性收入會有所上漲，收入分配有望合理化，消費的貢獻度也會增加，城市化也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總之，這些轉變的出現，說明中國經濟的失衡不是“絕癥”，發展中的問題可以在發展中得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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