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五常是誰
有人說，他推斷出了中國經濟改革史，甚至有人說他是“中國經濟改革的設計師”，但他說，這個榮譽屬于鄧小平，自己只是一個意外的英雄。
直言無忌的思想者
張五常迄今為止的人生，以1982年為界，分為兩大部分。常有人說，張五常學術生涯里最大的失敗，是1982年的那次選擇。
1981年夏天，有香港舊體制“設計師”之稱的約翰·考波斯維特向身在美國的張五常傳遞信息：香港大學經濟系主任一職不久將會空缺。
張五常請教于終生的學術知己科斯，科斯建議他立即申請。科斯認為，張五常有兩大優勢，一是掌握最專業的經濟知識，二是學過中文。更重要的，是科斯認定，中國要開放了。張五常說，他一生最成功的選擇，便是1982年的這次。這一年，他決定離開經濟學的重鎮美國，回到香港。沒有一個經濟學者能拒絕1978年前后的中國。在1982年10月26日香港大學的就職演說上，張五常激情澎湃，要帶領他的學生和同事做“時代弄潮兒”，因為“再也找不到比現在的中國更活力四射、生機盎然的經濟學實驗室了”。
1983年11月29日，受林行止之邀，張五常在《信報》開設專欄，開始了他的經濟學傳教士的生涯。他筆下的世界千奇百怪，從鄧麗君、中國大酒店到鐵飯碗與國企職工，從養鱒魚、除夕夜香港街頭賣金橘到兩岸三地的關系、大陸的體制改革。一個百廢待興的實驗室全方位進入他的視野，這是他展示才情最率真、最得心應手的黃金歲月。這些評論后來結集為《賣桔者言》和《中國的前途》。上個世紀80年代國內知識界和政策層流行的產權理論，幾乎都源自張五常的這幾本中文著作。
1982年的決定，為張五常贏得了一個歷史性的機會，即長時間近距離觀察兩個相鄰的、截然不同的經濟體制，而這兩個經濟體制又是相同文化背景的人組成的。每次車過深圳羅湖海關，張五常都能體會到大陸友人的訪港感受——他們偶然看到的相差懸殊的經濟績效，是他們有生以來最大的觸動。張五常告訴他的學生，他所能想到的任何研究都難以超過研究這兩個懸殊經濟制度可能帶來的成果。
在那次就職演講中，張五常說，“在中國，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30年來無緣享受現代經濟分析的進步，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很有可能幫助彌合這一差距。我們也希望通過研究中國的經驗大大增加我們自己的知識。”
之后的近30年里，他充分利用了他所處的難得的時間和地點，對中國經濟制度的運行做出了自己的解釋。難能可貴的是，他沒有躲在書房里窮經皓首，而是在真實的世界里往返無礙。他使經濟學者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老學究，而是公眾生活可以咨詢、甚至仰仗的坐標。
他成了“華人世界里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有人說，他推斷出了中國經濟改革史，他逐漸贏得這樣的稱謂——“中國經濟改革的設計師”，但他說，這個榮譽屬于鄧小平，自己只是一個意外的英雄，遠觀廬山，又近距離探微，識取要義，指點一番，僅此而已。
藥方的三大主旨
張五常“火”了，縱橫大陸，布道于大江南北，又行走于廟堂和江湖之間。他的中文著作脫銷，高峰時期，一年要做幾十場演講。“你喜歡張五常嗎”成為經濟學愛好者的口頭禪和分類標識。說他是世界上讀者最多的經濟學者，大概也不為過。
在大陸讀者的直觀印象里，張五常扮演兩個角色：其一，他是經濟學領域最勤快、大概也是最合適的“華人導游”，在他幾百萬字散文的密集顯微下，經濟學兩百多年的脈絡和各個時期的風騷人物第一次生動地呈現在大陸讀者眼前；其二，他又是一位多產且用心的香港大夫，他跟蹤中國改革近30年，在各個時期開出的經濟藥方大大增進了大陸讀者對自己身處的這個年代的認知。
農業改革、工業改革和金融改革是他的藥方的主旨。
1981年，推斷中國要走一條以私產安排為基礎的經濟改革道路后，張五常注意到幾個月前在中國農村推行的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巨大功效，這證明了他的觀點：一旦允許個人決策，社會便會展示生機和活力。這正是他的核心信念。每一次“姓社姓資”、“向左向右”的大討論，他都直言不諱，給予個人機會，是鄧小平啟動經濟改革時的信念，也是他南巡時的信念，更是經濟改革成功的秘訣。
張五常說自己“少小時曾經在廣西農村捱饑抵餓，對農民苦況知得清楚。”有了這個背景交代，“自己的心在哪里就不言而喻了”。但“國內的青年熱情有余、理智不足。報道對中國農民的實況說得不盡不實，誤導了熱血青年”。“《中國農民調查》是不對的，這幾年農民生活進步顯著”，“貧富分化”更是“胡說八道”。他說，“不能認為誰說農民苦，誰就更關心農民”。
1980年代中期，在農村，家庭企業數量急速增長，規模擴大，形成的沖擊迫使國有企業虧損，“增強企業活力”成為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和多數經濟學家想象的不同，張五常認為國企的病根并不是經營無效率，而是政府為了保護這種無效率，必須壓制競爭，禁止自由進入。1986年，張五常和他的3個助手在首都鋼鐵廠的集體宿舍住了兩個星期，發表了題為“所有權與使用權相分離的承包制”的演講。1988年，陪同弗里德曼游歷中國時，他向遇到的每一個官員發難：如果你們認為國企確實優越，就不必害怕民企的競爭，讓市場而不是讓政府決定勝敗。數年后，當郎咸平呼吁國企應該停止產權改革時，張五常“罵”他“完全不懂過去20年國企改革的艱辛路”。
腐敗也是張五常藥方的議題之一。1980年代中期，中國官場的腐敗讓他感到的“不是擔憂”，“而是欣慰”，甚至要“鼓掌歡迎”，因為“舊的等級制度已經失去了控制，中國必然要遇到腐敗和調控增加的問題，出現這么快并不是什么壞事”。到了1986年，他又開始擔心了，因為腐敗正在變成一個永久性的問題，一旦發展到這個地步，便會遭遇印度的老問題。他在發表于1997年的《鄧小平的偉大改革：一個加州大學經濟學家的故事》里說，中國的腐敗在1990年代中期達到頂點，隨后開始下降，“腐敗孕育了調控和管制”。令我們詫異的是，在采訪中，他說，“我對中國腐敗的印象真的不是那么差。”
張五常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創新之舉在于將“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貫徹到底，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契約關系。這一方面保證了個人對經濟改革的穩定預期，另一方面，通過中央與地方實質上契約化的財政結構，導致了省際間的經濟競爭，從而極大提高了效率和國家總體經濟績效。“后者尤為重要”，而這正是“中國經濟奇跡的密碼”，他為自己“在這么大年紀解開這個密碼很有些自豪”。跟蹤中國經濟改革近30年后，張五常說，“有沙石，但撥去沙石，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經濟制度。”
狂生傲語
1990年代，張五常在大陸學者高小勇主事的《經濟學消息報》上發表系列文章，他1982年前的求學生活，也開始為大陸讀者熟知。
張五常1935年出生于香港，高中畢業后到美國加州洛杉磯大學讀書，主修經濟。1967年到1969年，張五常在芝加哥大學從事博士后研究，因喜歡近海，轉到華盛頓大學任教，這一呆便是13年。1982年回到香港大學，直到2000年退休。
張五常后來說，很少有學生在黃金時代先后在洛杉磯加州大學和芝加哥大學學習經濟學，“更沒有學生能獲得這兩位大師(指加大的艾智仁和芝大的科斯)的日夕訓誨，而這個學生竟是一個中國人，天下間哪有這么幸運的事？”
事實上，張五常最初的興趣并非經濟學，而是文史，在大量的閱讀中，他對中國歷史有了初步印象，“乾隆之后的中國，輸得一塌糊涂”，“近200年的中國歷史，翻來翻去，都是淚水”。這可能是他日后斬釘截鐵地說“200年來最好的中國即是現在”的一個緣由。
狂傲不羈不僅是外界的口耳相傳，也是他的自我評價。他說自己“百無禁忌，不滯于物，自我陶醉，于傳統和世俗有所不合”。因不滿于“經濟學氣功師”、“西方經濟學低劣搬運工人”的橫行霸道，他“危言聳聽、以驚麻木”，“那些海歸博士沒有上過經濟學的第一節課”；他說已故的華人經濟學家楊小凱的超邊際分析沒什么好“超來超去”的，只是把他多年前的原創思想“用數學表達出來了而已”。
而楊小凱回應說，“很多人不喜歡張五常的個性，是因為他有個缺點不謙虛。”當然，楊小凱也承認，“我佩服的人很少，但我卻真心佩服他”，“我非常驚訝，在西方制度下，這種特立獨行的中國人居然有機會脫穎而出，為世界經濟思想史作出特有貢獻”。
有人發表《對“張五常熱”的一點冷思考》，又有11名教授聯名批評張五常，意欲“降溫、撲火”，還有人要《給“張五常熱”加溫》。張五常一概不予回應，他說自己做學問只是為了過癮，過完癮的素材，便不愿再涉足了。
但中國的經濟改革是他百嚼不厭的素材。從發表于1981年的《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嗎？》開始，過去近30年來，張五常持續不斷地給中國的經濟改革開出自己的藥方。
張五常是個合適的大夫嗎？有學者認為，他只是個身居香港的旁觀者，沒有一手數據和調查，難以對癥下藥，而且年紀大了，有些“老糊涂”了；也有學者認為，他曾經是，但現在已經不是了；另有學者表達了他們的偏好，一位著名學者說，正是藉著張五常過去30年里的藥方，他才看清了中國經濟改革的綱要。“感謝上蒼給了我們一個張五常。”
在張五常的70歲生日宴席上，他的兒子張思遠表達了作為兒子的自豪，“每一天他都勇敢地把自己的所思所想直言無忌。作為他的兒子，對他的這一品德，非常引以為榮，這比他說過的任何話都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