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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是引發世界力量格局、國際關系變遷的重要因素，也是迫使美國痛下決心，讓G20提前替代G8的直接原因。因為當今全球治理中的任何問題(無論傳統還是非傳統安全)都離不開中國的參與和合作。
(一)中心國家地位基本確立。危機將中國提前(至少5年)推入世界舞臺中心，國際合作空間明顯拓寬，關鍵在于能否充分有效利用。
危機中，我國經濟持續增長，使世界避免大蕭條重演，起中流砥柱作用；危機后，我國仍是世界經濟主要引擎，增速將遙遙領先于美日歐。IMF預測，2010-2015年我國GDP將年增9.7%，增量居全球第一，累計將達45278億美元，占世界總增量的19%，美為39933億美元，退居第二占16.7%。我國GDP占全球產出比重將由2009年的8.5%(2000年為3.7%)增到2015年的11.5%；今年超日無懸念(2009年我國GDP為49089億美元，日為50680億美元)，居美后為世界第二、亞洲第一(GDP規模雖不能充分反映一國科技進步與社會發展水平，但對綜合國力與國際地位影響大)；到2015年，我國GDP相當于美比重增至51.7%(2009年為34.4%。如不出意外，2025年前兩國GDP規模將旗鼓相當)，是日本和德國的1.5倍和2.5倍；我國在“金磚四國”中鶴立雞群，GDP規模超三國之和(2009年占“金磚四國”總量的54.8%，2015年為54.6%)。在G20機制內，我國的作用與影響持續上升。IMF預測，2009-2015年，G20占世界經濟比重將由2009年的87.8%增到2015年的90.3%，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將達96.4%；新興經濟體影響與力量擴大，占G20經濟比重將由2009年的37.1%(剔除歐盟非成員國)增到2015年的46%，發達國家降至54%；我國所占比重將由9.6%增到12.8%，美由28%降為24.7%，日由10%降到8.4%，歐盟由32.3%降到26.37%(地區影響無法與國家相提并論)。可見，G20國際地位與影響上升，主要源自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國的牽引作用；中美對G20機制未來發展起關鍵作用。
(二)起東方與西方、G7與BRICs、發達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合作的橋梁與紐帶作用。
從現行機制看，G20并非最佳平臺，金融危機將其匆匆推上機制化進程，迄今仍充滿不確定性，且前景尚不明朗。但對我國構建和諧世界、實現和平發展戰略目標，G20機制應是過渡期的最佳選擇，是我國必須借助由世界大國躍升為世界強國的理想平臺。
回顧歷史，今天的G20平臺非常類似上世紀90年代的APEC論壇。后者是我國加入的第一個區域組織，利用APEC這一“經濟搭臺外交唱戲”平臺，我國恢復并穩固與美國關系，營造起相對和諧的周邊環境，確立了地區大國地位，并借APEC這一橋梁，縮短融入世界的時間，順利晉升為世界大國，亦給今天的和平發展鋪平道路。未來20-30年將是我國由世界大國躍升為世界強國的關鍵期，難免對美霸權構成威脅與挑戰。布什政府時期的“兩面下注”、“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以及奧巴馬政府提出的“核心戰略利益”，均反映美對我國和平崛起的憂慮與防范。而我國實現全面小康社會建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目標，需要有一個可預見、較寬松、非對抗的外部環境，需要有一種全新的全球性制度安排，G20應是現階段較理想的制度性安排。從可塑性、代表性、靈活性、寬松性等分析，在G20機制內，我拓展空間大，回旋余地廣，借助力量多，承受壓力相對小。
未來相當長時期內，鑒于我人均GDP較低(據IMF統計，2009年我人均GDP為3677美元，只相當美的7.9%、德的9%、日的9.3%、俄羅斯的42.3%、巴西的44.7%。筆者預估，即使我GDP規模與美持平，但屆時人均GDP只相當美的20%)，但經濟規模將持續膨脹，中等收入與世界強國的雙重角色更加凸顯，我國在G20機制內的身份與作用非常特殊，主要起東方與西方、G7與BRICs、發達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橋梁與紐帶作用。在發展問題上，我應代表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說話，捍衛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在IMF等機構改革上，我國應為新興市場爭取更多話語權；在失衡調整上，需要承擔更多責任，這符合我國轉變發展方式的整體目標。只要運用得當，可同時贏得新興市場與發達國家的支持，可借助G20機制化進程，延長戰略機遇期至2030年，以合作而非沖突或戰爭方式最終實現經濟崛起。變化中的世界往往給我國更多有所作為的機會，風險不可避免，機遇千載難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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