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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發 |
戴國慶，“老成派”專家，博文名“鋼牛”，是一位對鋼鐵行業有很深感情的老學者。盡管沒有管理過鋼鐵企業，但是在首鋼研究院數十年的工作經歷，讓他對無論從理論還是企業經營方面都有獨到的見解，他的觀察角度往往從國內鋼廠實際情況出發，持續關注鐵礦石談判，但是卻為每每失敗的結果而揪心不已。
白益民，“少壯派”專家《三井帝國在行動》的作者。按照他自己的說法，他不是學者，而是商人。1993年12月底，經過北京市外企服務公司(FESCO)的推薦和一次簡單的面試，白益民無意中進入了日本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北京事務所(現三井物產(中國)有限公司)的糧油食品部工作，并工作了整整12年，豐富的外資工作背景讓白益民的觀點頗具“國際化”，在鐵礦石話題上，他習慣從日本的案例中反思中國的不足并學習經驗。
一老一少，一位有著資深老國企的從業，一個是混跡外企多年的業內人士，不同的經歷決定了他們視角的不同。
當兩位同時以嘉賓身份出現在和訊近期舉行的“聚焦鐵礦石困局”的沙龍中，他們不同的視角和思考自然引發了各自觀點的交鋒和碰撞。
交鋒未來：鐵礦石的指數化
戴國慶：鐵礦石市場仍將是市場機制主導的市場。
白益民：鐵礦石漲價已經離譜。
“現在長協供應體制并沒有崩潰，變化的只是定價機制的改變。”戴國慶對目前鐵礦石供應形勢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長協供應首先是穩定資源保證，具體怎么樣定價只是其中的條款之一，只是一個組成部分。現在定價機制變了，由年度定價變成季度定價，并不意味著長協礦供應機制崩潰，因為原來承諾的供應量沒有改變。
在戴國慶的眼中，并不認為現在季度定價和普氏指數確定季度定價就意味著金融化，中國的鐵礦石離金融化還差得遠。“即使它現在是指數化，參照指數進行交易，這個指數的編制是根據中國現貨市場價格，而現貨市場并沒有外國金融資本參與，金融資本也不可以對這個指數進行交易，所以說鐵礦石將金融化是不對的。”戴國慶表示，“中國鐵礦石市場仍將是充分競爭，市場機制主導的市場。”他認為，與中國現貨市場價格掛鉤的季度定價將成為常態，而改為季度定價對中國鋼鐵企業未必是絕對的壞事。
但是白益民卻對其過分強調“鐵礦石現貨價格是由市場定價”不太認同。他表示，大宗商品的價格上漲是有規律的，鐵礦石漲價與銅，與石油、黃金等大宗商品是相同的趨勢，我們看到鐵礦石漲價已經是持續、翻番地往上漲，也就是說鐵礦石的漲價已經離譜了。
“這個問題根結還是在于壟斷的礦石商，或者說礦石商的背后的外國資本，正在不斷往里注入資金和操控這個市場。”白益民接著反問道，“只要三大礦山縮減供應量，現貨價格馬上上漲，這樣的現貨市場還能說是‘市場機制主導’的嗎？”
白益民用簡短的話語表達了自己對鐵礦石金融化的擔憂。
“因為商品一旦變成期貨產品的話，意味著市場已經從原來實質性的實物變成了金融和消息博弈之處，在國際金融炒家的操縱下，對于沒有經驗的中國企業來說，進入所承擔的風險巨大。”
白益民說，他認為，三大礦山之所以希望把鐵礦石做成期貨市場，實際上也是瓦解中國人自身的抵抗能力，把鋼鐵實業演變成金融和投機市場。事實確是如此，除了早在2009年5月摩根士丹利、高盛和巴克萊三大投行曾聯手推出了現金結算的鐵礦石投機交易外，還有很多金融大鱷都已相繼進入鐵礦石市場。
交鋒現狀：“市場機制主導談判”vs“用國際壟斷對付礦山壟斷”
白益民：寶鋼怎么能代表中國鋼鐵行業去談判？
戴國慶：應該理解和支持寶鋼。
“如果讓鋼產量只占我國鋼產總量10%的寶鋼，怎么能代表中國鋼鐵行業去進行談判呢？”同在沙龍演講桌的另一端的白益民，表達出了自己的質疑，“寶鋼的產品結構比較高端，對鐵礦石價格上漲的承受能力也較其他鋼廠強，如果單純從企業自身角度出發，寶鋼可以接受的價格，可能別的鋼廠就虧損了，這種嚴重的不平等性恰恰暴露了我們‘需求松散’這一根本的問題。”
“我們應該用中國的壟斷應對三大礦山的壟斷。”白益民語氣堅定地表示。在他看來，目前三大鐵礦石商是壟斷企業，日本韓國都是統一的，但惟獨我們的進口商卻都是分散的，各自為主的，正是這樣的不平等令我方在談判中永遠處于被動。
交鋒再次出現。因為曾在老鋼企工作數年，這些話戴國慶聽來確實有些刺耳。
“寶鋼作為一個鋼鐵企業，參與談判已經非常不容易，但是國家相關部門應該給予支持和理解，這只是企業的正常的商業談判，不要夾雜太多的民族感情和國家利益。”他忍不住為飽受輿論指責的寶鋼抱屈，言語中透露出更多是理解和無奈。
他把鐵礦石談判失敗的主要原因歸咎在中國自身，特別是在于談判主持者在形勢判斷和戰略選擇上的失誤，包括沒有尊重供求決定價格的基本原理，對中國鐵礦石市場供求，特別是需求預測屢屢失誤，去年目標過于冒進，且片面強調了“中國模式”等。
“總而言之，就是不了解市場規則，試圖用計劃經濟的老辦法，解決鐵礦石市場中的矛盾。”戴國慶說，“中國有一些鋼鐵企業不注重利潤，不掙錢也要生產，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放大了鐵礦石需求，抬高礦價。”他強調，鋼鐵和鐵礦石市場要堅持市場經濟，中鋼協應退出談判，由市場機制去主導談判局面。
“用中國的壟斷對付國外的壟斷”，我不贊成這樣的做法，”戴國慶說。他認為，這樣的做法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并沒有好處。鋼鐵企業內部肯定有協商，有通報，至于采取什么樣的具體形式，我想企業老總自己足夠聰明，只要鋼協不管這個事兒，放權，鋼鐵企業自己會很好地解決的。
“長協存在的條件必須是內部統一的情況下才能跟人談長協。而目前中國目前的局面，長協價早就不存在這個基礎了，只有從體制深層去改變。”白益民更加詳盡地解釋了自己的‘想法’：中國可以考慮變相回到加入WTO以前的體制，建立一個負責鐵礦石進口的貿易專營權組織。這個組織就像原來的五礦集團，統一談判、負責進口有色金屬、鋼鐵等。這樣，中國鐵礦石的儲量、鋼鐵產量，鐵礦石廠家的利潤水平、鐵礦石的具體需求量等都被隱藏起來，中國就能在談判中掌握主動。
同時在利益平衡以及相互監督上，這個專營權組織同樣可以采用五礦的股權分化，向全國大中型國民企業(國有、民營)進行股權分化。也就是說，貿易專營權組織不是某一家企業，而是由多家企業組成，代表整個的國家利益負責進口，然后在內部完成分配。
“鋼鐵就是工業的糧食，對鋼鐵實行專營權，實行計劃經濟式的‘壟斷’行為，實際是針對全球壟斷所必需的，不然我們的國家利益會受到巨大損害。”白益民坦言。
除了對鐵礦石統一進口外，白益民還表示，須進行鋼鐵儲備等的國家配套政策。如果在鋼鐵低迷期時，庫存更多的鋼鐵，中國就能夠從容應對鐵礦石需求的大增。
交鋒需求：鋼材產量“峰值”重要，還是利潤關鍵？
戴國慶：中國鋼鐵業粗鋼產量峰值可能很快到來。
白益民：討論鋼鐵產業多大意義不大，整個行業實際上在為別人打工。
必和必拓曾經在一系列投資會議和推介會上大力地宣傳未來鐵礦業發展前景如何廣闊，其中有一個曲線，畫的有韓國人均粗鋼消費量現在達到1000公斤，日本最高的時候達到800公斤，美國也達到了600公斤。如果按照中國現在人均300多公斤的情況算，要達到韓國的程度，至少需要粗鋼水平達到14億噸。這說明，中國對鐵礦石的需求足以令三大礦山充滿信心。鋼材生產決定了鐵礦石的需求。那么，中國未來要達到鋼鐵的高峰究竟會是多少？
“未來鐵礦石價格不會長時間單邊上漲，這里有一個隱含的前提，中國鋼鐵業粗鋼產量峰值可能會很快到來。”戴國慶告訴記者。他估計，從比例來看，由于中國粗鋼產量基數已經很高了，直接出口和間接出口永遠達不到日本和韓國的水平，人均500—600公斤之間達到峰值，將來可能會是差不多的。這個峰值是多少？根據他的判斷，應該在7—8億噸左右，由于我們的產能增長很快，我們可能1、2年就將達到峰值。
“假如中國鋼鐵業有一天不再增長了，單就不再增長這一點就會對全世界鐵礦石現貨市場產生重大的影響。”戴國慶表示。
一樣的話題，在白益民看來，他更關注的是卻不是鋼產量的多少，而是鋼鐵產業背后的利潤。
“我們一直討論我們的鋼鐵產業有多大，我認為意義不大，因為我們整個行業實際上在為別人打工。”白益民“直言不諱”的指出。眾所周知，對三大礦山而言，鐵礦石成本每噸不到20美元，但是目前每噸的價格已經漲到到超過160美元。相比較下，大中型企業的銷售利潤率僅為3.25%。這充分說明，鋼鐵行業已經被上游壟斷資本拿走了最高利潤。
“外圍的資源、技術、市場達不到的情況下，我們在不斷地擴大產能，實際上我們不斷把自己這頭‘豬’養肥，以后再被外國人拿走。”白益民表示。令他感到擔心的是，未來可能的趨勢是，等經濟危機一來，這些上游壟斷資本就會向下游走，也就是等我們的鋼鐵廠無法經營的時候，這些上游的力拓、必和必拓就會開始收購我們的鋼鐵企業。
[延伸閱讀]
鐵礦石成為鋼鐵行業沉重的枷鎖
2003年，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鐵礦石進口國，此后中國的鐵礦石需求量一直居高不下。2009年，在全球其他主要鐵礦石進口國需求大幅下降的情況下，中國的鐵礦石進口量達到了6.28億噸，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84億噸，對外依存度從2002年的44%提高到了近70%。
鐵礦石談判大事表
2005年：日本新日鐵公司與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率先達成71.5%漲幅的首發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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