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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兩會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把醫藥衛生事業改革稱為“世界性難題”，要求克服一切困難解決它，并強調了公立醫院要堅持基本醫療的公益性方向。
去年，全國兩會的“八大立法呼聲”中，公民醫療保障立法居于首位。在新醫改方案出臺后，“公益性底線”以及如何堅持底線的問題遂成為大眾關注焦點。現今被大力倡導的醫改和公立醫院的“公益性”，其合理性建立在一個共識度很高的基本判斷之上，即將醫改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歸結為“醫療市場化”。典型的權威表述，出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報告》，此文指出：商業化、市場化的走向違背了醫療衛生事業的基本規律。
但在我看來，中國大眾唾罵“醫療市場化”其實是糊涂之罵，他們沒有看透癥結所在：畸形制度平臺上以市場化為名而勃發的中國醫改，其實是借不公制度迅速膨脹起來的“叢林化”和“腐敗化”。這就是說，“醫改市場化”是個偽問題。
衛生部進行的國家衛生服務調查，曾提供過患病群眾應就診未就診、應住院而未住院、大處方造成浪費等數據，其中提到“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干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監察部、人事部方面曾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干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干部長期占據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開支約為500億元。而在真正市場化的環境和條件下，絕不至于出現這等醫療資源分配結構和消費、浪費狀況。很明顯，醫院、分銷商、生產商聯手向消費者抬高藥品價格，公務人員占據大部分醫療資源，都不是市場化問題。
腐敗化將醫療公益性掃地出門，因而“遏制住主要環節的醫療腐敗”即為公益性底線。有了這一底線，“權力奪錢”變為憑技術與服務掙錢，腐敗成本大大降低，患病群眾則成為最大的受益者。
更大的腐敗是制度不公。在我看來，中國的醫療保障體系依據身份等級可分五個部分：即城市中實行的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農村中實行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不在正式統計中列出但占據可觀資源的“特殊醫療保障”；還有一個是未能享受編內醫療保障的國民群體。在這五個部分中，后兩者反映了醫保體系實質和不公程度。
醫改怎么才算成功？公立醫院怎樣才算確立了公益性方向？估價也簡單：這家公立醫院里的“就醫資格”不以經濟狀況為標準；富患者和窮患者的比重和社會上窮人、富人的比例大體相當。畢竟，衛生公平是社會公平的最重要內容之一，衛生服務可及性是衡量一個國家衛生政策和制度正確性的主要指標。用醫院“患者結構”等數據來評估公益性程度，其科學性、可行性無需懷疑。既然確定了公益性方向，政府就應改造與公益性目標不符的制度，醫院就不能害怕大批窮人進入。
醫療衛生領域不可能孤軍挺進到無腐境地，在尋租的權力還沒受到有效制約之前，指望大大壓縮社會腐敗成本，讓公正高效的福利保障制度覆蓋全民是不現實的。不過，面對姿態展示和專家宣傳，我們可以根據一個簡單而直觀的標志來判斷醫改是否成功：窮人是否看得起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