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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0年年會在北京舉行。本屆年會的主題是“‘十二五’規劃：改革與發展新階段”。會上，論壇成員楊偉民、白重恩、王一鳴、吳敬璉、魏杰、龍永圖、張曙光、夏斌、湯敏、吳曉靈，論壇榮譽成員茅于軾，論壇企業家理事會成員柳傳志，以及出席會議的嘉賓鄭京平、馬曉河等，圍繞國家“十二五”規劃進行了踴躍熱烈的發言。專家們對于“十二五”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高度一致的認識，但認為關鍵是具體措施，對此，他們給出了自己各自的看法和建議。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秘書長
楊偉民：
“十二五”規劃應建立約束性指標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秘書長楊偉民說，金融危機后，怎樣制訂十二五規劃？在目前的形勢下制訂一個好的規劃有一定的困難。其實，“十二五”規劃對于要干一些什么事，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已經很清楚，那就是轉變發展方式，發展城市化等。在思想上也都統一了，但對于怎么做卻缺乏研究，也缺乏有效的政策和措施。
第一，如何編訂有可操作性的方案。有人認為“十一五”規劃制訂得挺好，但是從幾年來的實施情況看，效果并不太理想。這段時間增長更多地偏向于靠投資、出口拉動經濟。從產業結構上，本來“十一五”希望服務業更多地帶動經濟發展，但實際結果是工業發展大大快于服務業的發展。
從城市化發展看，“十一五”城市化的進展不是很理想，主要困難是農民工市民化。另外區域發展方面，“十一五”規劃提出來要建設主體功能區，事實上行政主導的，行政區域經濟還有所強化。
第二是如何確定“十二五”規劃的主要目標。比如GDP，“九五”計劃確定增長速度為8%，實際增長是8.6%；“十五”確定是7%，實際是9.5%，計劃指標與實際完成差距比較大。這里面原因很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計劃經濟留下來的規劃體制問題“十二五”期間如果還是按照這種方式做，還是改變不了過去的路徑。
到底怎么轉變發展方式？主要還是一個如何確定約束性指標的問題“十一五”規劃將目標分為兩類，一個是預期性，一個是約束性，從目前的執行情況看，節能減排兩方面效果最好，原因就是作為約束性指標，它落實到了各個地區�！笆濉逼陂g主要污染物減排指標，可能在原來指標的基礎上考慮增加指標。
第三個問題，如何推進城市化問題。關于農民工市民化，我覺得如果沒有農民工市民化，城市化的所有好處就都不存在，又會變成土地的城市化，人口半城市化。城市化戰略在10年前就提了出來，這10年間城市的變化非常大。但光是土地的城市化，沒有人口的城市化，消費起不來，最后還是走回到投資拉動經濟的老路上結構。
城市化的途徑現在有兩種思路，一個是公共服務均等化，還有一個是保留戶籍，總量控制，逐步推進。前一種思路可能比較難，因為建立均等化的公共服務投入太大，有很大難度。而后一種思路則要顯示些。保留戶籍放寬條件的方式，今年進點，明年進點，用10年解決。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
白重恩：
結構轉變不應該增加宏觀稅負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白重恩說，“十一五”規劃提了很多要求，我們很清楚要做什么，但是怎么做才能方便公共財政起到作用。
結構問題中，一個是需求結構，一個是產業結構，還有收入分配，另外是資源依賴度比較高，創新不夠。如果我們想找到轉變結構問題的方法，就要首先分析造成這種結構問題的原因。
先看需求結構。需求結構方面的現狀是，目前我們的儲蓄率高，經濟增長過多地依賴于投資和出口。儲蓄率高的主要原因，在于企業儲蓄增長比較快，政府的儲蓄占GDP比重增加非常快，居民儲蓄其實并沒有增加太多，主要的還是政府儲蓄和企業儲蓄增長較快。
再看一下宏觀稅負，我們從全口徑看，包括一般預算收入、預算外收入、政府基金收入、社保費等等，2008年占到GDP的32%，從1990年到2008年從20%上升到32%，這段時間內宏觀稅負增加非�？�。如果財政稅收制度不變，預計這個比例會進一步增加，這說明，宏觀稅負還是很重，居民收入并沒有增加。
如果我們進行財政制度改革，不應該進一步增加宏觀稅負。改革應該以優化結構為目的，而不是增加政府收入為目的。宏觀稅負很大部分是非稅收入，占的相當多，把它們都加進來，大概是10萬億左右，再加上國有企業上繳的是11萬億左右，這11萬億有一半是非稅收入，稅收占的比例不到50%。非稅收入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應該認真考慮。
影響勞動力收入占比很重要的是結構轉型，如果要實現對勞動力報酬有利的轉型就要增加服務業，加快服務業的發展。目前服務業發展慢有很多原因，有一些是制度方面的，比如說服務業的進入門檻比較高、稅收負擔也比較重等等，據資料顯示，中國的服務業稅負要高于所有的OECD國家的服務業稅收負擔。稅收負擔過重是影響服務業發展的重要原因。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王一鳴：
中國需要第二輪轉型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提出：中國需要第二輪轉型。他說，當前經濟發展的新階段面臨兩大基本問題：第一，全球經濟進入深度調整，外部需求在較長時期內難以恢復到危機前水平的情況下，如何有效地擴大國內需求，尤其是消費需求，要從制度上實現，還有很多問題要解決。第二，產能過剩、就業壓力加大、資源環境矛盾加劇和生產要素成本上升的條件下，如何提升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改變對低成本資源和要素高強度投入的過度依賴。
解決這兩個基本問題，最核心的就是要推動經濟的戰略性調整和轉型。所謂戰略性，就是它決定我們今后20、30年經濟發展的基本走向，我們能不能持續，能不能更長期、更健康、更可持續地發展，能不能延續我們的高增長期，就取決于我們的調整和轉型能否成功，取決于發展方式的轉變能不能到位。
中國經濟的季度增長率回調是自2007年第三季度開始的，可以說中國經濟的調整比國際金融危機還早。這表明我們此次的調整除了危機因素以外，也包含著內生的因素。金融危機只是加大了我們這次經濟下滑的幅度，加深了下滑的深度。而中國經濟增長內生問題有兩個基本約束條件。本世紀以來，我國這輪經濟的發展速度，從2001年的8.3%提高到2007年的13%，增量的部分是63.9%，接近2/3，而加速的主要因素是外需拉動，2003年入世后遇到了全球經濟高潮，以后可能很難再遇到這種情況。
另外，經濟增長對要素的投入依賴程度過高，是另一內生阻礙因素。本世紀以來，資本的投入比上世紀90年代貢獻明顯提高，說明我們這一輪的高速增長，實際要素投入依賴性增強，全要素貢獻率下降。從經濟結構方面來看。我們目前內外需不平衡、供給結構內部不平衡，社會發展相對于經濟發展滯后的矛盾對經濟的約束性越來越大。
如果說第一次轉型是著眼于體制的轉軌，我們引入市場機制，包括參與全球競爭，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財富積累，勞動力轉移，使中國完成第一個目標，從經濟弱國到經濟大國，第二次轉型的目標就要更高，要使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的強國，所以必須推進發展方式的轉變和社會結構的轉型，培育新的競爭優勢，提高社會的共享水平，為更長期更可持續的發展創造條件，這是第二輪轉型需要完成的基本任務。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吳敬璉：
放手地方可能有突破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認為，“十一五”規劃雖是個很好的規劃，但是實際進展并不多。現在要做一個好的規劃，就要從過去4年總結出經驗。他表示，要放手讓各地方來創造，企業家可以跟地方相結合，總結各個地方的經驗和教訓，這樣往往能夠在地區得到突破。因為地方有自己的特點，如果能夠發揮大家創造性的話效果可能更好。
 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
張曙光：
“十二五”應從強國到富民
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張曙光指出，“十二五”需要實現的是從強國到富民的轉變。他說，我們前30年基本的戰略是以政府為主導，國有企業為基礎，以強國為目標。如果不能完成上述的轉變，“十二五”將難以解決很多問題。他表示，當前中國要完成從外援工業化到內援城市化的轉變。中國之前30年基本上是外援工業化，也是世界上最能成功的工業化。但是外援工業化成功以后，需要有所轉變，城市化的事情需要在我們內部進行，不能寄希望于外部。“十二五”應考慮的問題，是如何使現在的價格關系逐步合理化，逐步從政府為主導的價格轉變為以市場為基礎的價格體系。
 國家發改委宏觀研究院副院長
馬曉河：
人民幣將保持強勢
國家發改委宏觀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指出“十二五”的最大問題是看清國際環境，美國經濟二次探底難以避免，而中國將通過城市化發展來迎接這樣的國際環境。
他指出“十二五”面臨的是非常復雜的國際環境，可以說是這么多五年計劃里最復雜的一個“以后美國好不了又不讓別人好，對于這樣的形勢我們要做長期的準備�！瘪R曉河認為，未來不僅是5年甚至可能10年內，世界的形勢是高增長低利率的時代，這個時代是因為危機不斷，發達國家不敢輕易推出刺激政策。在這樣的情況下，人民幣對美元和各國貨幣將保持強勢，龐大的外資要進入中國，這個趨勢將長期存在。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
夏斌：
明確規劃定給誰看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認為，針對“十二五”規劃，首先就要弄清是為誰而定，定給誰看。“我們不是搞課題研究，不是搞漂亮的課題報告�！薄笆濉币巹澋年P鍵是怎么執行的問題。發改委長期關注國民收入問題，搞的都是投資項目，我們現在要更重視的是增長方式的改變，全球經濟的變動對我國經濟在的影響等等。在這種形勢下，我們就不能延續過去的做法，而要更多地在財政金融政策方面有非常明確的要求，有更具體的東西，這才能使規劃真正成為具有可操作性的計劃。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
魏杰：
規劃重在形成機制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魏杰表示�！笆濉币巹澋闹攸c不在與是否繼續轉型，而是怎么形成機制的問題。當前的問題是出現了“想轉轉不了”的狀況，這主要是沒有機制造成的。
關于城市化的問題，魏杰表示是可以解決的。現在有兩種人非常積極于此事。一種是農村把村子變成城市，但所有的事情還沒法納入城市的農村人；還有一種是城里的農村人，他們在城里已經有房子、有職業，但他們卻不是城里人，沒法進城市保障體系。
 聯想集團董事局主席
柳傳志：
企業發展機制很重要
聯想集團董事局主席柳傳志介紹，聯想并購IBM以后營業額最好的時候達到了170億美元，但是2008年金融危機到來時一度虧損267億美元，于是2009年2月份他又回到了董事長的位置，楊元慶出任CEO。隨后的三個季度，第一個季度扭虧，后兩個季度盈利，且勢頭越來越好。總結這里面的經驗，他認為與機制有關。楊元慶出任CEO之前，CEO是一個美國的職業經理人。雖然他工作積極，但是由于他計劃就在中國公司做5年然后離職，所以許多決策都是短期行為，一些必要的中長期目標中要做的事情他都沒有做。在電腦行業里，這幾年有一個明顯的規律，就是個人消費電腦的增長速度大于商業用電腦的增長速度。然而聯想并購的IBM，過去在海外主要做商業電腦，所以現在必須調整供應鏈系統中的IT系統。另外還要投入很多新產品。這兩件事都要增加投入，大概要5到7個億美元的投入。這個美國CEO早就看到了這點，但是始終不肯做。這充分說明了機制問題的重要性。因為中國許多國有企業的董事長、CEO也是職業經理人，也未必一定會做長遠規劃，而董事會的董事們的主要任務是看住這個企業怎么樣遵守法律法規和不要犯錯，于是就沒有人考慮企業的長遠發展問題。
 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
龍永圖：
該出口時就要出口
“我們中國做規劃也好，做大報告也好，總喜歡提新階段。其實更重要的是扎扎實實做好事情，解決一些具體問題”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說。跟風式地提高服務業在整個GDP中的比重沒有必要。一個鄉鎮，一個縣一個市，不一定非要搞服務業。關鍵是要把大方向問題解決，按不同地方的省情、地情具體操作。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我們看到，如果沒有勞動密集型產業，危機對我國外貿的打擊將是普遍的。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自己限制自己的出口，美國不會說出口多就不敢出口了。中國的出口有強大競爭能力，那就要出口。我們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大大加強了我國的外貿競爭力。因此，不管發展什么行業，對經濟發展有利的就要大力支持。
 國家統計局總工程師
鄭京平：
“十二五”規劃定位很重要
國家統計局總工程師鄭京平表示，“十二五”規劃的定位十分重要，只有明確好規劃的定位才能使規劃可行�！笆濉币巹澠陂g的基本環境有6個方面要考慮：一是中國的崛起更引人關注；二是全球金融體系重構的壓力增大；三是傳媒和網絡時代的挑戰更加嚴重�！巴铺亍薄拔⒉钡确绞绞剐畔⒌膫鞑ニ俣却蟠蠹涌�，范圍大大增加；四是環境與資源約束更強；五是結構失衡的矛盾亟待解決；六是行政管理體制需要進一步改革。
認清環境后，就是規劃定位問題。制訂五年規劃時一定要進一步明確規劃的定位，明確規劃的功能。規劃到底是給中央政府制定的，還是給地方政府制訂的，還是給企業還是公民制訂的，應怎樣規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公民在規劃中的責任和義務等等。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
湯敏：
以防通脹的方式防地產崩盤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湯敏出語驚人“十二五”期間最大的風險在于房地產的崩盤。因此需要建立一套機制來防范。應該用現在調控通貨膨脹的方式來調控房地產。通貨膨脹調控有一個CPI指標，并且還有一個非常清晰的目標，就是每年不能超過3%-4%，超過了這個幅度就會有政策出臺。另外全國性、地區性的通貨膨脹由誰負責也是明確的。
從宏觀角度來說，首先要建立一個非常權威的準確的房地產價格指數，其次這個指數要有一個社會容忍度，既要有上限也要有下限。要建立相關的“問責制”，權責明確也是防范房地產崩盤風險的有力保障。
 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
茅于軾：
土地出讓應招標、拍賣并舉
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茅于軾建議，把現有土地拍賣方法改成招標和拍賣同時進行“我們搞房地產的老總說為什么房價漲，就是拍賣拍的”。拍賣是市場辦法，是非常有效的，但這種方法在經濟學上講是看不見供給線的，因此現在需要采用招標的辦法。從世界上大宗商品，黃金、石油的定價來看，就是供給和需求交點定的，有一個報價中心，誰愿意買報價，出什么價錢，買多少，決定賣的也來報價，構成一張圖，就是供給線和需求線，從交點定價位，這就是市場定價。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
吳曉靈：
建立人民福祉指數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吳曉靈指出，如果想克服GDP導向的政府行為的話，“十二五”規劃就應考慮以改進人民福祉為目標�，F在很多人提幸福指數，但是很多是一種主觀愿望，我們國家提出小康社會，提的目標是客觀指標，物質產品指標。福祉是很古老的一個說法，其本身包括物質生活，再有一種愿景。實現小康社會目標建設以人為本的社會，需要從物質和精神兩方面提升，創建福祉指標體系是值得探索的工作，希望納入國家“十二五”規劃�？梢越�4個部分的人民福祉指數體系，即居民生活、生態環境、社會環境和公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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