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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丑早春,上海繼海外抄底金融人才后,在金融中心建設過程中又為吸引人才新開了口子。2月最后一周,上海市政府向各區、縣政府,市政府各委、辦、局下發了《持有<上海市居住證>人員申辦本市常住戶口試行辦法》（下稱《辦法》）。根據這個《辦法》,持有《上海市居住證》累計滿七年以上人員,可有條件轉為上海市常住戶口,但相關申辦將實行年度總量調控。
這里所說的“有條件”,至少包括四項基本條件:申辦人員需要在持證期間,按規定參加上海市城鎮社會保險滿七年;依法在上海市繳納所得稅;在上海市被聘任為中級及以上專業技術職務或者具有技師（國家二級以上職業資格證書）以上職業資格,且專業及工種對應;以及無違反國家及上海市計劃生育政策規定行為、治安管理處罰以上違法犯罪記錄及其他方面的不良行為記錄等。但即便是達標,也不一定就可以轉成上海戶籍,還需要考慮當年的名額總量,但對于名額總量,目前還沒有細則規定。
盡管如此,這還是給在上海打拼多年的非上海戶籍的人士帶來了新希望(000876,股吧)。根據估計,上海目前有600萬非上海戶籍人口,但第一輪大概只有3000多人才能從中獲益。而艾瑞迪（James
T. Areddy）在“中國日志”（China
Journal）的一篇文章中說,這個《辦法》的試行期為三年,是一個短期方案,并且只有在汽車、航空、機械、航運、工程和金融領域工作的人員有資格提出申請。或許在政策制訂者看來,只有這些領域內的“人才”才算是“人才”。
那么,一個限制總量、控制行業、并且只試行三年的《辦法》,真的能夠吸引相關專業人才源源不斷涌向上海嗎？這一戶籍新政能為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添磚加瓦嗎？至少在眼下,答案都是不確定的。或許,探究一下這個《辦法》出臺的前因后果,會有助于我們理解這項政策背后的真正含義。
首先一條,當然是因為逐漸突出的上海人口老齡化的趨勢。隨著20世紀80年代末城市人口下降,上海開始逐步放寬定居的政策,歡迎外省及海外人才到上海公司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動力是讓新來的工作者繳納養老金,以彌補原有養老金的缺口。因為老齡化意味著老年人越來越多,但年輕人或者說在崗工作者少,這樣需要養老的錢越來越多,但繳納的養老金卻不見增長,養老金缺口勢必越來越大。所以,放寬定居（而非戶籍）政策就有這方面的考慮。
1994年,上海推出了“藍印戶口”,用以配套購房落戶政策,也旨在推動上海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因為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為上海的地方財政提供了巨大的收入。當時總計發放了42000份藍印戶口。但這個措施與樓市的價格漲跌緊密相關。2002年樓市過熱,上海就停止了這一做法。也就是說,藍印戶口政策前后維持的時間近8年。而此番戶籍放閘的《辦法》期限是3年。而且相比于購房落戶而言,此番入戶限制,顯然更為嚴格。
不過,試行《辦法》的好處是會鼓勵更多人辦理居住證,而辦理居住證也就意味著為上海繳納養老金,有助于政府緩解養老金缺口上的壓力,因為不然政府就需要動用財政去補貼養老金的缺口。但使用《辦法》來鼓勵居住證進而鼓勵繳納養老金而實際上并不一定能落戶,更類似于“拆東墻補西墻”的策略。對于辦理居住證滿懷落戶憧憬的人才而言,未必是公平的制度,某種程度上,與政府希望彰顯的吸引人才的態度也并不一致。恐怕這會更多被認為是一種急功近利的做法,而非真正對人才放開懷抱。這對于目標遠大的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而言,尤其是明確了人才先行的策略而言,實在不能算是一個巧妙的招數。
當然,上海在認定人才方面,標準向來非常苛刻,在這個擁有1900萬人口（這已經包括了戶籍人口和非戶籍人口）的超級大都會中,只有11%的人被認為是所需的人才;而在紐約、東京和香港,這個比例分別是24%、34%和21%。也許這也表明了上海與上述城市之間的差距。那么,大規模放開戶籍,是不是一定會導致所謂的城市福利壓力呢？至少就紐約、東京和香港的經歷來講,不一定。
也就是說,至少將專業人才的比例提高至20%,似乎應是上海一個可以企及的目標。
如此說來,則上海在放開戶籍方面還可以更進一步,例如,讓企業和社會組織自己來認定人才,交由政府備案即可,因為這些市場上的組織,比政府更懂得什么是人才,而政府挑選人才的標準又未必適合企業。所以,讓市場來挑選人才,然后政府備案,可能是一個更好的選擇。同時需要去除的顧慮是,放開戶籍制度雖然會增加城市福利供給的壓力,例如要在教育、療等方面有更多支出,但同時也要意識到,這些新增的人才將會為城市創造更多的財富,至少,他們繳納的稅收帶給城市的收入,就可能遠遠大于上海市財政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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